《吴三桂大传》04章 撤藩逼反


圣祖批准撤藩的命令,传到了云南,吴三桂顿时愕然,不知所措。他热切期待朝廷命他世守云南的希望,转瞬之间,已化为泡影!他只觉得当头一棒,昏昏然;又仿佛被浇了一盆冷水,精神沮丧,真是一落千丈!早知如此,何必自请撤藩,弄巧成拙?后悔何及!君命是无法抗违的,他必须接受这一事实。他同家属和官兵全部撤离云南,重新回到他锦绣前程和人生的起点——山海关外的锦州,到了那里,他将失去一切权利,除了保留平西王爵位,不再参与国家政务,无所事事,只能掌管自己的庄田,安闲度日,从此,他将由一个权势显赫的王爷,威震一方的大将军,变成一个无权无威的“富家翁”。他感到自己被抛弃了,好像置身于荒漠无际、人迹难至的空旷之区,孤独、寂寞将伴随着他了此残生。他眼巴巴地看着自己从权势的顶峰上跌落下来,而他用鲜血和无数将士的生命换来的荣华富贵,苦心经营的宫阙,还有那云贵的广大土地,都将轻而易举地被朝廷一手拿去。一种无限的失落感,使他惆怅难抑,渐渐地,又转为悔恨交加,一股脑儿地袭上了心头!他该怎么办?抗拒吗?要落得个叛逆的罪名,他不愿意轻易自毁数十年血战挣得的荣誉;服从吗?他将失去已得的一切,他苦心为子孙准备的一切,也将化为乌有,他还有什么呢?只剩下一个空头王爷的头衔!他想得很多很多,可是,他又感到自己无力去改变即将成为事实的现实。他意识到自己面临着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选择。正像三十年前他在山海关上,面对李自成农民军与清军,做出命运攸关的选择一样,而此次选择,远比那一次更复杂更困难!话又说回来,如果他很乐意引退,如果他在名利场上已感厌倦,情愿“息肩”,退居水边林下,纵情于大自然的乐趣之中,那么,他就会接受和执行圣祖的撤藩决定,这一切问题自然都不会产生,烦恼也无从而来,历史就会朝着和谐、“善”的方面发展。然而,强烈的权势欲驱使他无法安静下来,他不能忍受寂寞,不甘心失去已得到的东西。最使他思想受到震动的是,他感到清朝欺骗了他,撕毁了所有的承诺,把已给他的东西一股脑儿都收了回去,这怎能使他心甘情愿!一种自卫的本能不时地鼓励他抗拒朝廷背信弃义的撤藩决定。可是,他怎样才能自卫,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呢?在撤与不撤之间,他徘徊不定,犹豫不决;在他与朝廷之间的这杆历史的天平上,失去了平衡,激烈地摇摆起来,他力图控制住自己,却不时地出现失控。他无可奈何……

且不说撤藩引起吴三桂如何震惊,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就说他的属下,当撤藩令一下到云南,同样深深地撞击着三桂集团中每个人的心。他们起初是震惊,继而“愤愤不平”,不禁同声愤慨:“王功高,今又夺滇!”《庭闻录》,卷4,14页。他们在为三桂鸣不平,同时,也为他们个人将失去已得到的和将要得到的权益痛心疾首。他们跟随三桂多年,早把自己的命运同三桂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所谓一荣皆荣,一损皆损。这批人,都与三桂有着血缘的或虽非血缘、彼此却有着特殊的利害关系,构成了以吴三桂为核心的政治军事集团。其主要成员有:

吴三枚,三桂的从弟,在昆明城,很有势力,“探凡胠箧之徒”,都投靠在他的门下。

吴应期,三桂的侄儿,骁勇善战,官至都统,是三桂的得力战将。

三桂有四个女婿:胡国柱、夏相国、郭壮图、卫朴。他们颇具才干,或文,或武,或文武兼备。如胡国柱,字擎天(一说汝弼),号怡斋,善诗文,有大志,顺治甲午年(1654年)中举。《庭闻录》,卷6,5页。参见《滇粹》,“旅滇闻见随笔”。

吴国贵,三桂的大将,早在关外时,便追随三桂,军功颇多,官至都统,治军严,敢争战,很受三桂重用。

方光琛,字献廷,原明礼部尚书方一藻之子。此人善谋略。

刘茂遐,字玄初,是三桂的重要谋士。

马宝,字城璧,山西人,为人反复无常,号“两张皮”,狡黠善战,以勇著称。

在吴氏集团中,除了上述所提到的三桂弟侄,还有三桂的一批子弟,这些人都不见经传,但都在吴氏集团中占有一定地位,形成一股势力。在外省,也有三桂的心腹,如固原提督王辅臣等,也应包括在这个集团之内。

这批人中,除了个别的岁数稍大,绝大部分都在二十至四十岁之间,他们雄心勃勃,都希图借助三桂的权势飞黄腾达。三桂也凭借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给予他们特殊的利益,个个华屋美食,享受着种种特权。如果撤藩,回到关外,不过经营田庄罢了,他们中很多人的仕途即告终止。失去政治上的靠山和特权,其子孙的发展将受到限制和阻碍。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集团的某些人还抱有复明反清之志。如胡国柱“时以恢复宗国(指明)相磨砺”,阴结马宝,张国柱、李本琛、复国相、方光琛,互为羽翼,从思想上逐渐向三桂渗透,影响他,以备有朝一日起兵。《旅滇闻见录》,见《滇粹》。而圣祖撤藩,触犯了他们的根本利益,激发了他们反清的思想,他们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朝廷对自己的剥夺。

圣祖撤藩也使吴藩属下的广大基层吏民感到不安,多抱抵触情绪。据吴三桂报,他属下家口多达数万人。如按地域分,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一是辽东人,他们是跟随吴三桂降清的原班人马,经三十年的转战流徙,病死、战死、伤残,或间有逃亡,已损耗甚众,即使健在的,也已年迈。当初离辽东时,他们中有些还是几岁或十几岁的孩子,现在已长大成人,辽东在他们的心目中,只留下故土的模糊概念,他们已适应了南方的生活。所以,真正怀念故土的为数不多。二是黄河以北的人,如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省,当年都曾是三桂战斗过或驻防过的地方,曾收编了大批农民军余部,这些人对辽东没有故土之念,要他们迁到山海关外,他们不抱热情。三是四川、云贵等省的人,他们或是张献忠的余部,或是南明统治下的土著人,他们对辽远而寒冷的辽东抱有畏惧心理。在他们的心目中,辽东曾是发遣罪犯的地方,如今要把他们迁到那里,简直被看成是被贬谪戍!这部分人最不愿到辽东。

从康熙元年,三桂藩下家口开始迁往昆明和云南边镇要塞,三年迁完,都已在云南生活了九至十二年,房产、地产无不丰饶,家道正隆,而战争已结束,开始过上安定舒适的生活。他们以为,能跟吴三桂永镇云南,并把它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对搬迁辽东毫无思想准备。他们长期转战,四处为家,热切生活安定下来,不希望再东搬西迁。他们从切身的经历中,已体验到每搬迁一次,都使刚刚建立起来的家园受到一次破坏,遭到损失。他们在云南所置家产要比他们以往住过的任何地方都丰饶,因而损失也更大。所谓人心“安土重迁”,他们对搬迁早已感到厌倦,可以设想,圣祖的撤藩怎能得到他们的拥护呢!在他们看来,撤藩不是皇恩浩荡,恰是降临一场灾难!“藩下数十万家口无不愁苦”孙旭:《平吴录》,5页。,虽系夸大的流言,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三桂所属将吏家口的普遍心理。他们“愁苦”,思想深处不无怨恨的情绪,这也都在情理之中。

撤藩令,如一道冲击波,袭击着吴三桂和他的数万将士及家属的心,激起了一阵阵思想动荡……

当云南正为撤藩的事惶惑不安时,北京城中,清统治集团也为加速撤藩而忙碌着。康熙十二年,从八月九日到十八日,圣祖连连向兵部、吏部、户部发出撤藩的具体指令。他指示兵部:

兹因地方底定,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各具疏请撤安插,已允所请,令其搬移前来。地方应行事务,及兵马机宜,必筹划周详,乃为善后之策。应各遣大臣一员,前往会同该藩,及总督、巡抚、提督商榷,作何布置官兵防守地方,并照管该藩等起行。应差官员职名,开列具奏。《清圣祖实录》,卷43,3~4页。

指示吏部:

云南地属远疆,今该藩官兵既撤,控制需人,应专设云南总督一员,添设提督一员,责成专管料理,尔部速议。《清圣祖实录》,卷43,5~6页。

在指示吏部的同一天,圣祖向户部下达新指示:

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等请撤安插,已允搬移。该藩及各官兵家口安插地方,所需房屋田地等项,应予为料理,务令(三藩)到日,即有宁居,以副朕体卹迁移至意。《清圣祖实录》,卷43,6页。

圣祖给吏、兵、户部指示内容,主要有三点。第一,由兵部派遣大臣各一员,分别去云南、福建、广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会同该藩与本省总督、巡抚、提督协商,在各藩撤走后,如何重新布置兵力,防御地方;同时,照管该藩动身启程事宜。所派大臣名单上报,由圣祖亲批。第二,吴藩撤走,要专设云南总督一员,增设提督一员,由吏部推选。第三,指定户部在三藩新迁到的地方,安排所需住宅、田地,使三藩官兵迁来之日,即有住处,生活不致发生困难,务使他们感到朝廷的关怀和体贴。

待诸事部署完毕,八月十五日,圣祖迅即选派礼部右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傅达礼为钦差,专程前往云南;派户部尚书梁清标往广东、吏部右侍郎陈一炳往福建,经办各藩撤兵启程事宜。《平定三逆方略》,卷1,12页。圣祖特别重视吴藩,于八月二十四日,折尔肯等赴云南前,特赐给他们自己所佩刀各一口,良马各两匹,以重事权。圣祖亲笔给三桂写下一道手诏,也交给他们携带,向三桂宣布。手诏写道:

自古帝王平定天下,式赖师武臣力;及海宇宁谧,必振旅班师,休息士卒,俾封疆重臣,优游颐养,赏延奕世,宠固海山,甚盛典也。王夙笃忠贞,克摅猷略,宣劳戮力,镇守疆,释朕南顾之忧,厥功懋焉。但念王年齿已高,师徒暴露,久驻遐荒,眷怀良切。近以地方底定,故允王所请,搬移安插。兹特遣礼部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礼前往宣谕朕意,王其率所属官兵趣装北来,慰朕眷注,庶几旦夕觏止,君臣偕乐,永保无疆之休。至一应安插事宜,已敕所司饬庀周详,王到日,即有宁宇,无以为念。钦哉!《清圣祖实录》,卷43,6~7页。

圣祖在这份亲笔手诏中,高度评价三桂的劳绩,温语有加,关怀周详,丝毫看不出朝廷对他的怀疑。但他明确暗示,一经撤藩,可使君臣两相无猜,三桂得保荣誉,延及子孙,与朝廷共享太平之福。圣祖对三桂迁居后的生活做了保证,一切安排都务使他满意。圣祖的这番话,着重解释了朝廷撤藩的意图和政策,充满了对三桂的热情,目的是安抚他,消除他的疑虑,以期撤藩不致发生麻烦,得以顺利进行。圣祖自以为这是一项很好的解决办法,三桂会欣然同意的。可借,三桂和他的将士、乃至家属所想的,跟朝廷的意图距离太远,这就使撤藩伊始,就陷入了两种不同的利益难以统一的矛盾之中!

折尔肯一行还没动身赴云南,圣祖紧急指令户部侍郎达都前往陪都盛京(沈阳),会同盛京户部侍郎,奉天府尹察看划拨给三桂的土地、住宅是否合适。他指出,凡贫民劳苦开荒的土地和他们的房屋,不得察看和占用。再有当地驻守官兵分内的土地与房屋,也不许察看。除此以外,有开垦田地、皇庄、马场、王与大臣、侍卫等人的庄田房屋,以及空闲之地,务要尽行查看,如这些庄田、房屋数不足,可就近酌量查看。他提示,山海关九门边墙外,也不必考虑。如还不够安排,可在别处边墙外,酌量查看,将所查结果,向他报告。《清圣祖实录》,卷43,9页。

总计三藩撤离人口不下六七万,所需土地和住房的数量是相当庞大的。把他们都迁到辽东,如何安排好,也不是件容易事。圣祖还是想尽力把他们都安置适宜,使之各得其所,安居乐业。他感到也算尽了心了。

派出折尔肯一行前往云南后,圣祖再派户部郎中席兰泰、兵部郎中党务礼、户部员外郎萨穆哈、兵部主事辛珠往贵州,负责办理吴藩搬迁时所需夫役、船只和人马、粮草。圣祖告诫他们,不得骚扰地方驿站夫役,要慎重从事,吴藩人马行经水路,要代为备办船只,不可迟误。《清圣祖实录》,卷43,11~12页。

折尔肯等钦差出发后,圣祖很快确定了云贵督抚提督人选。九月一日,调宁夏总兵官桑额出任云南提督。四日,下令调陕西总督鄂善为云南总督。《清圣祖实录》,卷43,11页载:“调陕西提督桑峨为云南提督”;《平定三逆方略》,卷1,13页载:“宁夏总兵官桑额提督云南军务”。两书所记,略有不同。今从《实录》。此为善后之策,弥补吴藩撤后的空缺,避免造成已稳定的局势重新动荡。后因三桂起兵,鄂善与桑额均未到任。另外,圣祖特批三藩官兵启程前,每人预发六个月俸饷,以示关怀。《平定三逆方略》,卷1,16页。

圣祖对三藩同撤问题,已作了方方面面的指示,考虑得颇周密,措施也无不当。各部衙门和有关官员都奉明旨积极照办。可是,圣祖和廷臣们却没料到三桂和他的谋士正加紧策划起兵抗拒撤藩……

圣祖撤藩,触动并损害了三藩的根本利益,其中,三桂受到损害最大,圣祖为维护国家利益,保持爱新觉罗氏的一统天下,不能不牺牲三藩的利益而在所不惜。三桂的利益受到触动,他是很不甘心的。他的属下抵触情绪是很大的。所以,撤藩令一下,“全藩震动”,人心沸扬,《四王合传·吴三桂传》。三桂“反谋益急”。开始,三桂对朝廷抱有不满的情绪,顾影自怜,自感年迈,无所作为,还没有决心起兵抗拒。但他周围的一群核心人物,无论如何也不能心甘情愿地俯首听命,而且撤藩触发了民族感情,本来已渐泯没的反满思想由此而死灰复燃了。他们感到满族统治者不可信,撤藩是对汉族士大夫阶层的一次打击。一种民族的压抑感,自然地勾起人们对故明的怀恋,对清朝厌恶甚至痛恨,因而对撤藩问题持强硬立场。三桂的侄儿、女婿纷纷向他进言:“王威望,兵势举世第一,戎衣一举,天下震动!只要把世子(指吴应熊)世孙(指吴世霖)想法从北京弄回来,可与清朝划地讲和。这就是汉高祖(刘邦)‘分羹之计’也。如果就迁于辽东,他日朝廷吹毛求疵,我们只能引颈受戮!不如举兵,父子可保全!”《平滇始末》,1页。

三桂闻听此言,心中疑惑不决。他反复权衡利害,想不出万全之策。既要做忠臣,又要保住在云南的权势,已属不可能。如果撤到辽东,失去兵权,真像他的侄、婿说的那样,有朝一日,朝廷会以任何借口把他斩草除根,那时手无缚鸡之力,岂不是白白送死!他一想到这里,不由得全身不寒而栗!他发觉自己的思想正向与朝廷武力对抗的可怕道路上急速滑去。他感到除了走这条路,再无他路可走。

这时,还有一事使他不能立即下决心,这就是他的长子吴应熊和长孙吴世霖尚在北京,掌握在朝廷手中。他如起兵,他们将有杀身之祸,吴氏岂不是断了根!三桂的夫人张氏为此劝阻他不要谋反。三桂不由得老泪纵横,向胡国柱哭诉说:“只恨应熊还在北京,怎么办?”胡国柱建议,秘派人至京,把长子与长孙一并搬取来云南。三桂说,等他们回到云南后再议。

三桂派心腹李恕、张镳赴京召还吴应熊。关于派人回京召应熊事,《平吴录》说派去的人叫鲁虾,《庭闻录》则说李恕、张镳二人,今从之。

吴应熊的志趣和想法正好与父亲相反,他想“终守臣节,保全禄位”,反对父亲起兵。平时,他曾不止一次地规劝父亲谨守臣节,不可妄为,以免引起朝廷疑忌。康熙十一年,三桂六十寿辰,有一个姓黄的赴昆明祝寿。应熊怕他游说父亲蓄逆谋,特派人前去阻拦。行至镇远,遇到了他,告诉他不要去昆明。三桂闻听此事,也不让他来,这位姓黄的只好回去了。显见三桂还是听信儿子的劝告的。但事到如今,他不能再听从儿子的话了。应熊知道父亲下决心以武力抗拒撤藩,已无可挽回,自己是否去云南,徘徊不定。他舍不得丢掉禄位,不忍心背着妻子去云南,只是天天暗暗哭泣。李恕与张镳见应熊无意南下,时间紧迫,不允许他久等下去,便密带了应熊的庶子吴世璠匆匆奔回云南。据《平滇始末》记:吴世璠是被“设谋隐匿,顾乳媪窃载至滇”。

吴世璠安然回到昆明,三桂稍得安慰,开始考虑起兵。他估量了全国的形势,对比了双方力量,以为自己的才武天下无二,他所据有的云南,“地险财富”,他的亲军和各镇的将卒都是“百战之锐”,一向得到他们的拼死搏战,在外省还有他培植的党羽,如起兵,他们会“无不从命”。自开国以来,三十年间,朝中诸宿将多半去世,健在的人为数很少,没有一个敢和他相匹敌的,而且圣祖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不足担当大事。客观条件对他有利,他自感胸有成算。《庭闻录》,卷4,14页。三桂的侄、婿建议他再跟老谋深算的方光琛筹划。平时,三桂待他甚厚,每有余暇,他们就在一起校射、评论世务,很是融洽。三桂第一次找他时,没有明说起兵;第二次谈话,才说出自己的意见。方仍然沉静地没露自己的看法。至第三次,天刚亮,方还没起床,三桂又登门征求大计。方见三桂反意已决,这才起来,慷慨陈述,指出福建、广东、湖北、河北、山西、四川等省,可传檄而定,其余战胜攻取,易如反掌!三桂细听他对形势的分析,顿时兴奋异常,欢欣鼓舞,密任命他为学士中书给事,将他安排在自己跟前,赞划大计。《平滇始末》,2页。三桂决计起兵。

九月七日,折尔肯一行抵达昆明东的归化寺。庄民们请命,要求留三桂于云南。折尔肯大怒:“吴王自请移家,你们谁敢说保留!”他命有司逮捕为首的人。《庭闻录》,卷4,15页。这些庄民是否受三桂指使,给朝廷施加压力,不得而知。但他们的请愿,至少说,是符合三桂的愿望的。三桂恐藩下将士思想准备不足,不敢仓促行事,不得不容忍钦差大臣发号施令。于是,他明面上恭恭敬敬地拜受朝廷的撤藩诏令,但暗中加紧策划。

吴三桂跟夏国相、胡国柱、吴应期等曾设计两种起兵的方案。一是在云南就地起事;一是在搬迁途中,“至中原,据腹心,以制指臂,长驱北向,可以逞志”《四王合传·吴三桂传》。。前一方案,以云南为根本,可进,可守;不足的是,从云南往北进攻,至北京,尚待时日,肯定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艰苦作战,才能达到目的。如北方起兵响应,可补其不足。后一个方案,行至中原起兵,占据腹心,一举可至北京,较易成功。但将云南交出,失去根本,倘事有不测,进退失据,将陷入危险境地。还有,家属随带,途中不易安置,一经起兵,就要打仗,家属就成为很大的负担。比较之下,以前一方案较为稳妥。《四王合传》载,三桂率部北迁,行数日后,始举兵叛清。考《庭闻录》、《平滇始末》、《平吴录》及清官方史书,如《清圣祖实录》等书,皆记其起兵是在云南,即未出昆明,较为准确。事实上,欲行至中途起兵,实为三桂之一策,但没能实行。

大计已定,三桂的主要将领已得到等待起兵的命令,还要激励下属将士与他同叛。一天,他设大宴,大会诸将。酒过三巡,三桂起身讲话,先叹了一口气,说:“老夫与诸君共事垂三十年,今四海升平,我辈已无所用了。我们将远行,不知圣意如何打算,今天与各位尽欢,叙故旧之情,不知异日能否再相见?……”说到这里,三桂说不下去了,却引动诸将的感情突变,都忍不住哭了起来,顷刻宴会上弥漫着一种悲凉的气氛。三桂的话,引起了诸将的共鸣,他们感到自己的命运同三桂已紧紧联系在一起了,表示一切惟三桂之命是从!

折尔肯、傅达礼到云南后,同三桂商量全藩启程日期。三桂有意拖延,不做撤藩的准备事宜。折尔肯已几次催促行期,他仍不谈搬迁日期,以各种借口敷衍,以便选择时机动手。十一月四日,他给朝廷写了一份很恭顺的奏疏:“臣部下官兵家口,三十年来,蒙恩豢养,生齿日众,恳将赐拨安插地方,较世祖章皇帝时所拨关外至锦州一带区处更加增廓。庶臣部下官兵均霑浩荡之恩矣。”圣祖对他提出增拨土地。立即批示满足其要求:“王所属官兵家口,迁移远来,自应安插得所,俾有宁居以副朕怀,此所请增赏地方,著速议具奏。”《清圣祖实录》,卷44,2页。圣祖的目的,是为了顺利撤藩,凡三桂和其他两藩的要求,都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予以满足。三桂偏偏在此时又提出增拨土地的要求,是在放烟幕,迷惑朝廷,稳住来使,放松对他的注意和警惕,要在他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给以突然的一击!

三桂给圣祖上奏疏后,假意向折尔肯、傅达礼表示,预定十一月二十四日全藩启程北迁。云南知府高显辰马上去交水,为夫役马匹预备途中粮草。暗中,三桂加速起兵的准备。高显辰走后,他先密遣骑兵追到交水,把他逮捕。《庭闻录》,卷4,15页。又密令云贵各要塞的心腹守将,严守关口,封锁内外消息,不管什么人,只许进,不许出。同时,他召集谋士,密议起兵之名。刘茂遐(玄初)首先表示看法,说:“明亡未久,人心思旧,宜立明朝后人,奉以东征,老臣宿将无不愿为前驱。”方光琛却持不同看法,他认为,“当年出关乞师,是自己力量不足,这是可以解释清楚的。但当永历窜逃到缅甸,必欲擒获而杀死,这就无法向天下人解释,现在,以王的兵力,恢复明朝甚易,但不知成功后,果能立明的后人吗?时势所迫,不能始终守臣节。篦子坡之事,做一次犹可,能再做第二次吗”?(意思是说,已经杀了永历,待此次成功后,能再杀新立的朱氏皇帝吗?)三桂一听,不禁胆寒,便听信了方光琛的意见,决定自立名号:“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秘寻工匠,将此名号铸成印,备起兵之后用。

三桂铸印的事,被云南同知刘昆侦知,先报告了云南按察使李兴元,又秘报云南巡抚朱国治。刘昆认为:“情况很紧急,应同折尔肯商量,你们联名上疏,请延期搬迁,以缓和气氛,稳住吴三桂,同时请派重兵,迅速扼守川西、镇远、常德等处,把他挤到山中,使他不得出来,即便有不测,也易制服。”《庭闻录》,卷4,14~15页。李兴元也催他快向朝廷报告。过了数日,朱国治才与奏疏报朝廷,竟被三桂的巡逻兵所得。三桂得此信,知道事将败落,加快了起兵的准备。《清史稿·李兴元传》,卷253,9734页。

十一月十五日,折尔肯、傅达礼等钦差,会同朱国治,前去王府,谒见三桂,催促行期的问题。三桂很客气地留他们吃饭,他虽然口头上答应搬迁,而且也定了动身的日期,但看不出有搬家的意思,眼看行期逼近,折尔肯等钦使和朱国治不免着急。国治忍不住就说:“三位大人候久,王若无意搬迁,三大人自回京师复命。”

三桂勃然变色,脸涨得通红,手指朱国治,大骂:“咄咄朱国治,我把天下给了别人,只此云南是我用血汗挣来的,如今你这贪污小奴不容我安身吗?”

国治一听,骂他贪污,心中不服,争辩说:“我贪在何处?”

三桂厉声呵斥:“你还强嘴!你前索大理知府冯苏三千两白银,是从我这里借的。至于你历年贪赃,多出我家,现有日历记载为据!”

折尔肯见势不好,连忙出面调解,说:“王请息怒,搬迁事与巡抚(朱国治)无关。”

劝解后,便起身告辞。国治与折尔肯会同司、道官员计议,说:“朝廷封疆,与百万生灵关系不小。应速上疏,请暂缓搬家。”

折尔肯说:“我等奉旨而来,现在就此而回,怎么向皇上交代呢?”议论了一会儿,决定傅达礼先回京,折尔肯等先留下。傅达礼行不出百里,为守官所阻,只好回城。朱国治犹豫,不敢上疏报告。《平吴录》,6页。

三桂一向厌恶朱国治。他原任江苏巡抚,有贪污的行为。顺治时,他谋私,兴大狱,屠杀儒士,著名文人金圣叹即死于他手。遭到当地百姓士绅的反对,后谋至云南任巡抚。刚来时,卑躬屈节,见三桂都行大礼,以图结欢于三桂,得到重贿。三桂鄙视,所求不应。朱国治很是恼怒,每与贵州总督监视三桂的行事,秘报朝廷。有一次,贵州总督巡边,至云南,三桂宴请总督及朱国治,借机说:“本藩竞竞守藩,不敢开罪于人。不意竟大有人中伤,向朝廷诽谤我!”督、抚不禁一怔,忙说:“谁敢?此必无之事。”三桂冷笑一声:“你们不信吗?”说着,便取出他的儿子吴应熊从京师抄来的两人参劾奏疏,将姓名隐去,拿到他俩面前,说:“还不信吗?”

朱国治两人默视,无言以对。三桂也不深究,不过是震唬一下。从此,双方嫌隙日深。《平滇始末》,2页。如今眼见朱国治欺他即将撤离云南,催他搬迁,怎能不怒火中烧,心中愤恨不已。

继上次宴请大小将领后,三桂又亲临校场,约集他们训话。他说:“行期已经逼近,朝廷严谴,我们是不能逃脱责任的。如使臣这样驱策、催逼,老夫不意至此。诸君走吧,不要白白受使臣之辱。”

三桂这一激,再次把诸将激怒了,个个怒吼:“要走就走,为何逼人太甚!”

三桂劝道:“这是朝廷的命令,实在不能延缓。但诸君得处此块土地,各有其家,得享福贵,是谁赐给的?诸君应当想一想。”

诸将稽首,异口同声地说:“都托殿下(指三桂)之福!”

三桂断然否决:“不对!”

诸将接着说:“那就是皇上给的恩情。”

三桂不以为然地说:“这也未必都对。当年我曾受先朝(指明)厚恩,待罪东陲。正值闯贼(指李自成)构乱,我计不能两全,被迫乞师本朝,以复君父大仇。后来平定滇蜀,得以栖息于此。今日之福贵,都是托先朝的余荫啊!故君的陵寝(指永历)在这里,我们将离开这里,能不向他告别吗?”

三桂的这番话,说动了诸将,都表示一切惟命是听。《四王合传·吴三桂传》。三桂已命夫役给永历修陵寝,又修永历的母亲王氏陵,外筑土围,周长一里许,建寝殿三楹和寝门。《庭闻录》,卷6,“杂录备遗”。三桂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起兵做必要的准备。

眼下,看起来都很平静,但凡了解一点政情的人已感到气氛越来越紧张,不约而同地预感到将有大事发生。的确,形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