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全传》第096章


一半由于袁世凯觉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为妙,一半因为赵秉钧、杨以德等人,发现革命党不怕死,逼急反会遭受报复,所以谋炸五大臣一案,将张榕下狱,便不了了之了。

考察政治之事,自然照常进行,只是绍英吓破了胆,托病告假,再也不肯出洋,徐世昌亦复如此。不过,他的手段高妙,利用议设巡警部的机会,活动奕劻保他为尚书,等上谕一下,奕劻复又面奏:“巡警设部,官制、章程均待厘订。”此外,科举已准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奏请,自丙午科起,永远废止,以前举贡生员,须分别筹谋出路。再则,日俄和议已成,中日已需会议,订立接收东三省条约,军机处事务正繁,徐世昌不宜远离。就此豁免了他这个出洋考察的差使。

         ※        ※         ※

朴次茅斯条约成立,日本国内大哗,在东京竟致发生暴动,小村寿太郎成为众矢之的。在严密保护下,回国不久,即又奉派来华,谈判东三省交接事宜。

日本全权代表一共两人,除小村外,另一名由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充任。中国的全权代表是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瞿鸿玑、北洋大臣袁世凯,另派唐绍仪为参议,可在会中发言。

第一次会议,彼此校阅了全权证书,由小村与袁世凯作了一番开场白,奕劻随即站起来说:“本人年纪大了,事情又多,不能常川出席,一切由瞿、袁两位全权处理。”说完哈一哈腰,退出会场。

于是正式开议。小村首先发言:“这次日俄不幸开战,且在中国领土之内,日本政府深表歉疚。日俄和约已成,俄国让给日本的旅大租借权,以及东清铁路由长春到奉天一段,又在中国领土之内,所以特地来请求中国政府承认。应该订立的条约,只此一项,至于日本自俄国获得的战利品不必列入条约。议定事项由双方全权在会议录上签字,与条约有同等效力,或换文亦可。请选定一种方式。”

照预先的约定,中国方面应该由袁世凯作答复。奕劻曾经面奏:“历来对外交涉,都由北洋大臣出面,而且关于东三省的军事、政事及地方情形,以及对日本的政情,袁世凯都很熟悉,所以这一次会议,不妨由袁世凯去应付。倘或发言有失,瞿鸿玑以‘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的身分,犹可及时纠正。”这个说法颇切实际,而又不贬损瞿鸿玑的地位,所以慈禧太后表示同意。奕劻一到会即托病,原因亦即在此。但此时袁世凯还在考虑如何作答时,瞿鸿玑却违反了这个不成文的规定,作了明确的答复。

这亦因为各人的处境不同,才有想法的相异。袁世凯从瞿鸿玑还在当翰林,做考官时,便已跟日本人打过不可开交的交道,深知小村寿太郎这一次在朴次茅斯搞得灰头土脸,失之东隅,定要收之桑榆。在这次会议中,自要想种种办法,占尽便宜,回国才有交代,所以他步步为营,必得先体味出话中真意,才谈得到如何应付。

瞿鸿玑则是熟于军机办事的规制,知道用“换文”一法,必须奏请上裁,已成之议,或许就能推翻。即使本意无改,辞句之间无谓的推敲,必不可免,麻烦甚多,避免为宜。

这样想着,不由得便点点头答说:“签字于会议录,彼此省事,就照这个办法好了。”

这一下,袁世凯自然有话也不能说了。但不管他的意见对不对,约定违反了,所以当晚便向奕劻以发牢骚为“抗议”。

“瞿玖公这样子勇于任事,我就变成多余的了。而且,他说话也欠考虑,万一将来有丧权辱国的承诺,我既不能赞成,又不能反对,与其到头来陪他一起受处分,不如急流勇退,明哲保身,请王爷面奏上头,准我回任!”

“这一层你别烦!我自有处置的法子。”奕劻想了一下说:

“我有两个稿子,你倒看一看,有什么意见?”

他取出来两个上谕稿子,第一个与立宪有关,写的是:“……前经特简载泽等出洋考察各国政治,着即派政务处王大臣设立考察政治馆,延揽通才,悉心研究,择各国政法之与中国体制相宜者,斟酌损益,纂订成书,随时进呈,候旨裁定。所有开馆一切事宜,着该王大臣妥议具奏。”

第二个亦与立宪有关,等于说明了立宪的目的,在安抚百姓。上谕中说:“我朝自开国以来,政尚宽大,朝野上下,相与久安,近复举行新政,力图富强,乃竟有不逞之徒,造为革命排满之说,煽惑远近,淆乱是非。察其心迹,实为假借党派阴行其叛逆之谋,若不剀切宣示,严行查禁,恐侜张日久,愚民无知,被其蒙惑,必至人心不靖,异说纷歧,不特于地方有害治安,且于新政大有阻碍。着各将军督抚,督饬地方该管文武官吏,明白晓谕,认真严禁。自此次宣谕之后,倘再有怙恶不悛,造言惑众者,即重悬赏格,随时严密访拿,详细讯究,除无知被诱,不预逆谋,准其量予末减,及改过自首,并能指拿魁党者,不惟免罪,并予酌赏外,其首从各犯,应按谋逆定例,尽法惩治。如有拿获首要出力之员弁,准择尤优奖,惟不得株连无辜,致滋扰累。倘该文武瞻徇顾忌,缉访不力,由该将军督抚据实严参,以期杜绝乱萌而维大局。”

等袁世凯看完,视线离开纸面,奕劻方始开口道明缘由:“现在南边闹得很厉害,说要还政于民,派人去考察,可又无缘无故来个炸弹。上头诧异得很,不知道百姓到底要什么?有人上个奏折,说百姓是好的,无非望治而已,都是革命党在胡闹。所以瞿子玖出这么一个主意,一面安抚百姓,一面申明约束。上谕拟了上去,上头说要拿给你看看,因为立宪是你领衔奏请的。”

听得这话,袁世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慈禧太后对他的看重,惧的是“领衔奏请立宪”这句话,隐隐然视之为“新党”魁首了!

别样风头好出,这个风头出不得!好在奕劻面前说话不须顾忌,当即加以辩白:“王爷,对立宪最热心的是张香涛,只为直隶总督忝居疆臣领袖,所以在名义上领衔,这件事除了老而天真的张香涛以外,也没有那个热心。开馆纂书,亦无不可,不过我有个拙见,此馆的提调,切需慎选,莫让康梁之徒混进来,散播邪说。”

“嗯,嗯!”奕劻深深点头,“我明白,我明白。你的心迹,上头一定嘉许。”

“只要上头能知道臣下的心迹,累死亦无话说。不过……,”袁世凯迟疑了一会,终于说了出来:“除王爷以外,颇有几位亲贵对我不谅。这一点,提起来叫人泄气。”

奕劻闭着嘴不作声,吸了半天的水烟,才慢条斯理地说:“不尽是亲贵,也不尽是旗人,双目盯紧了你看的,大有人在!”

袁世凯把每一个字都听进去了。“不尽是亲贵”,意指还有铁良等寿,“不尽是旗人”更为明显,汉人中相嫉的也很多。

“双目”自然是指瞿鸿玑。袁世凯心想,有此人当政,终是自己的一大隐患,如果要假手奕劻以攻瞿,先得切齿于瞿。这有一个人可以利用。

于是他说:“王爷的话,真是入木三分。不过光是外头有人跟我为难,我不怕,说句狂话,同为督抚,做了些什么事,是有目共睹的,就怕里头有人在发号施令,勾结起来蒙蔽上头,那就危乎殆哉了!”

“啊!”奕劻睁大了眼问:“你是说那条疯狗的乱咬,是有人指使的?”

奕劻口中的“疯狗”是指岑春煊,所谓“有人”彼此也都能默喻。袁世凯看话已生效,反不肯明白承认,只说:“王爷多留点儿心就是了!”

奕劻紧闭着嘴想了好一会,突然一拍茶几,“不错,怪不得!就说周荣曜那件事好了,头一天见上谕,当天疯狗就上折参了,也不能这样子快法,明明是先通了消息,早就拟好了奏稿在那里的!”

原来周荣曜是奕劻一手扶持,以候补三品京堂,任为驻比国公使。丹诏晨颁,白简夕至,说周荣曜原为粤海关管库的书办,侵蚀公帑,积资数百万,在广东与官绅往还,俨然大人先生。当谭钟麟督粤时,与不肖官吏勾结,益自骄纵,因而纳贿京朝,广通神气。接着列举周荣曜蠹国病盲之罪,奏请革职查抄。

电奏一到,瞿鸿玑力主严办,周荣曜求荣反辱,做了未出国门的几天公使,反落得个倾家荡产的结局。瞿鸿玑最阴损的一着是,周荣曜简派为公使,由外务部奏保,他以外务部尚书的身分,坦承失察,自请处分。其实,这是奕劻以外务部总理大臣的资格,所作的决定,瞿鸿玑这么说,等于指槐骂桑。虽然“上头”并无处分,但奕劻这下子搞得灰头土脸,也就很够受了。

“这条疯狗,原来是有人放它出来乱咬的。”奕劻气得直吹胡子:“走着瞧吧!”

“王爷别动气!若闹意气,有损无益。”袁世凯突然问道:

“广西剿匪的车费,听说已经销了?”

“是啊!报销三百多万。”

“按说,三年工夫,花三百多万也不多。不过报销总是报销,要报了才能销。”

这话中就有深意了。按常情来说,军费报销是例案,只要户、兵两部打点好,照例规送上一笔为数可观的“部费”,军费报销就无有不准的,但话虽如此,毕竟审核准驳之权在朝廷。奕劻懂得袁世凯的意思,是不妨拿广西剿匪的军费报销来跟岑春煊为难。

“可是,”奕劻问说:“他有粤援在,能不准吗?就驳了他的,也不能请旨派大员查办啊?”

“一定有办法的!王爷不妨找人问问。”

不必找人去问,奕劻自己就想通了。这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拖。军费报销的册子很多,随便找些疑义,咨请查复,一来一往就是几月的工夫,这样三、五次下来,两三年工夫轻而易举地拖了过去。

第二步是找机会将岑春煊调开,然后翻那桩军费报销的案子,派人到广东彻查,结结实实找些侵吞兵饷的证据出来。那时候瞿鸿玑固无能为力,慈禧太后亦不便公然庇护,纵不能将岑春煊下狱治罪,至少要打得他翻不起身来。

这个办法是在轿子里想出来的。下了轿不到军机处,先到外务部的朝房找那桐,不是为了跟他商议,是有这么一件很得意的事,心痒痒地非告诉那桐不能宁贴。

听奕劻讲完,那桐一跷大拇指说:“王爷这一着真高。到那时候,给他来个降三级调用,那就送了他的忤逆了!”

“对!”原来大员获谴,不怕革职,只怕降级。因为革职的处分,只要找到机会,譬如有人奏保,或者庆典覃恩,一下子就可开复,降了级就要按部就班往上爬,得好几年才能官复原职。所以奕劻很起劲说:“对!降三级调用,拿个从一品的现任总督弄成正三品的候补道,那才好玩呐!”

“这不算好玩儿!”那桐笑道:“拿这个候补道发交土膏总局总办柯逢时差遣。王爷,你道如何?”

奕劻纵声大笑,笑得涕泗横流,沾满了花白胡子,笑停了说:“琴轩,你可真是损透了。”

“慢点!”那桐放低了声音说:“王爷,你刚才的话,是说着玩儿的吧?”

“怎么?”奕劻笑容尽敛,“你从那一点上,看出我是在说笑话?”

“如果王爷不是说笑话,可得赶快进行。军费报销,到底还是以户部为主,张冶秋最听瞿子玖的话,一下奏准核销,还玩什么!”

“嗯,嗯!不错!”奕劻矍然,“琴轩,你出个主意,该怎么把它拖下去?”

那桐沉吟了好一会答说:“只有在铁宝臣那里下手。我有一整套办法,回头到王爷那里细谈。”

         ※        ※         ※

下了朝,奕劻关照门上,访客一律挡驾:“除非是那大人、袁大人。”

那桐很早就到了。围炉倾谈,从从容容说了一套办法,主要一点是,让铁良真除户部尚书。

铁良——铁宝臣的底缺是户部右侍郎,但却署理着两个尚书:兵部与户部。这是亲贵揄扬,所以慈禧太后加以重用。那桐认为不如送个人情,保他真除。然后叮嘱他切实整顿军需,严杜浮滥。话既冠冕堂皇,加以铁良喜与汉人作对,这一下自然就不会轻轻放过岑春煊的军费报销了。

奕劻欣然同意。问起铁良的底缺,该给什么人?那桐乘机为柯逢时说话。奕劻笑了,“琴轩,你糊涂了!”他说:“那是个满缺,柯逊庵怎么能当?”

“不到任办事,挂个衔头,汉缺、满缺似乎不生关系。”

一则是那桐说项,再则柯逢时的孝敬甚丰,奕劻终于点点头,“好吧!”他接着说:“回头慰庭要来,你就在这里便饭,替我陪陪客。”

那桐迟疑未答。他继了内务府的遗风,精于肴馔,喜好声色,这天约了两个“相公”在家里吃饭,一味鱼翅花了厨子三天工夫,一想到便觉口中生津,但奕劻相邀,又是陪袁世凯,似乎亦不便辞谢。

奕劻看出他的为难,也知道他的家庖精美,便即笑道:

“怎么着,有什么美食,何妨公诸同好?”

那桐很见机,急忙赔笑说道:“正在想,有样鱼翅,不知道煨烂了没有?”说着,招招手将王府中伺候上房的大丫头唤来,“烦你传话给跟来的人,回去叫厨子把鱼翅送来,还有客……。”

那桐沉吟着不知如何措词,奕劻却又开口了,“还有客?”

他问:“是谁啊?若是要紧的,我放你回去。”

“不相干。”那桐只好实说了:“是二田。”

“二田?”奕劻想了一下问:“一田必是架子比老谭的田桂凤,还有一田呢?”

“田际云。”

“原来是‘想九霄’!”奕劻笑道:“也是个脾气坏的。算了,算了,不必找他们吧!”

那桐亦不愿多事,告诉传话的丫头说:“你告诉我的人,有两个唱戏的来,每人打发二十两银子,让他们回去。”

于是一面等袁世凯、等鱼翅,一面闲谈,奕劻忽然问道:

“文道希的近况如何?”

“文道希?”那桐答说:“去年就下世了。”

“下世了?”奕劻不由得叹息:“唉!可惜!”

“王爷怎么忽然想起他来了呢?”

“我是由‘想九霄’想起来的。”

“原来如此!”那桐笑了。

原来“想九霄”的脾气很坏,得罪过好多士大夫,有一次惹恼了文廷式,信口骂了句“忘八旦”,与“想九霄”恰成绝对。于是有人便说:“才人吐属,毕竟不同,连骂人都有讲究。”而“想九霄”的名气,经此一骂,却愈响亮。

于是由文廷式谈到翁同龢,由翁同龢谈到戊戌政变,奕劻不胜感叹的说:“琴轩,宦海风涛,实在是险。载漪、刚毅那班混小子在的时候,我都差点老命不保!唉,谈什么百日维新,谈什么国富民强。你我还有今天围炉把杯的安闲日子过,真该心满意足了。”

“王爷的话是不错,无奈有人不让你过安闲日子!”

“你是说岑三?”奕劻又愤然作色:“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谈到这里,只听门外高声在喊:“袁大人到!”

于是那桐起身,迎到门口,帘子掀处,袁世凯是穿着官服来的,正待行礼,奕劻站起身来,大声吩咐:“伺候袁大人换衣服。”

袁世凯的听差原就带了衣包来的。更衣已毕,重新替奕劻请了安,同时说道:“多谢王爷!”

“咦!谢什么?”

“多承王爷周旋。”袁世凯答说:“今天一到会,瞿子玖就说‘庆邸托病不到,以后会议都请你主持,这是上头交代,请你不必客气。’上头交代,当然是王爷进言之故。”

“不错!我面奏太后了。”奕劻答说:“太后道是,原该如此!”

‘慰庭,”那桐提醒他说:“瞿子玖可不是‘肚子里好撑船’的人噢!”

这又何待那桐提示,袁世凯早就知之有素,点点头答说:“是的。所以我在会议桌上,每次发言,都问一问他,如果有不周到之处,请他改正。”

“那还罢了!”那桐忍不住又说:“慰庭,你可得知道,亲贵中不忌你的,只有王爷。”他指一指奕劻,又指自己,“族人中不忌你的,怕也只有我了。”

“这话也不尽然!”奕劻接口:“端老四总不致于忌慰庭吧?”

“端老四应该归入汉人之列。”那桐跟袁世凯说话,一转脸不由得诧异,“慰庭,你怎么啦?”

袁世凯这才知道,自己的脸色必是大变了。那桐是一句无心之言,根本没有觉察到这句话的分量,在袁世凯却大受冲击,果如所言,未免过于孤立,而在亲贵中如为众矢之的,更是一大隐忧!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可能性命都不保。转到这个念头,自然不知不觉的变色了。

当然,这是件必须掩饰的事,“得人之助不必多,只要力量够。”他故意装得很轻松地说:“我有王爷提携,琴轩照应,还怕什么?”

“里头不怕,就怕里外勾结。”奕劻耿耿于怀的是岑春煊,此时很起劲地说:“慰庭,你昨天说的那句话,我想通了,而且也可以说是办妥,这都是琴轩的功劳!”

“喔,”袁世凯很关心地问:“是何办法?”

“一面吃,一面聊吧!”

那桐摩腹而起,做主人的便吩咐开饭。袁世凯一面大嚼鱼翅,一面听那桐细谈如何利用铁良以制岑春煊,只觉得那家厨子做得鱼翅更美了。

也就是刚刚谈完,袁世凯还未及表示意见时,听差悄悄掩到主人身边,低声说了两句,奕劻随即笑道:“巧了!说到曹操,曹操就到。”

“铁宝臣来了?”那桐问。

“是的。”奕劻略有些踌躇,“挡驾似乎……。”

“王爷,”那桐抢着说:“何不邀来同坐?”

奕劻想了一下说:“好!”

于是听差便去延客,另有一名听差来添杯箸。铁良一进屋,先向奕劻请安,然后与起身相迎的那桐与袁世凯分别招呼。

“请坐下吧!”奕劻说道:“琴轩家的鱼翅,名贵之至,你什么话别说,先多吃一点儿。”

说着亲自舀了一小碗鱼翅,放在客人面前。

铁良也就不说什么,两大匙下咽,赶紧把酒杯送到唇边,不然,鱼翅的胶质会将上下唇粘住。

“真好!上次到南边去,学了一句俗语,‘吃到着,谢双脚!’今天正用得上。”

“你真行!”奕劻笑道:“连南边的俗语都学会了!”

“足见宝臣肯随处留意。”袁世凯说:“那个奏报抽查营队的奏折,纤细不遗,观察入微,整整花了我几天工夫才能细细看完。说常备军以湖北最优,河南、江苏、江西次之,大公无私,已成定评。”

于是话题转到不久之前的“河间秋操”,铁良对新建的北洋四镇陆军,亦有一番很中肯的批评。奕劻听完了,又扯到岑春煊身上。

“岑三每次奏报剿匪,铺张扬厉,仿佛天下只有他带的才是精兵。宝臣,你看怎么样?”

“未曾眼见,不敢说。”

“总听别人谈过吧?”

“是的。”铁良想了一下说:“听人传言,他带兵有一样可取的长处,颇重纪律。”

听得这话,袁世凯不服气了,脱口诘问:“莫非北洋陆军,就不讲纪律?”

“我是指绿营而言,不能与新建陆军相比。”铁良大摇其头,“绿营太腐败了,不知道出多少笑话。”

“可也有两广绿营的笑话?”奕劻问说。

“有!”铁良答说:“我也是听来的,不知真假。”

“管它是真是假?”奕劻怂恿着:“只要好笑,能助酒兴就好!”说着,还亲自为铁良斟了杯酒,一个劲催他快说。

“岑云阶到了广西,是驻扎在梧州,柯逊庵仍旧住省城……。”

广西的省城是桂林。督抚虽不同城,但广西的政事,本可由柯逢时作主的,变成需事事取得总督的同意,而所谓“督抚会奏”,事实上皆由岑春煊主稿,柯逢时不过列衔而已,因而督抚势成水火,互不信任。柯逢时最担心的是,土匪攻打省城,岑春煊会坐视不救,甚至三面围剿,独留向桂林的一面,作为土匪的出路,等于驱匪相攻,岂不危乎殆哉?

因此,柯逢时在巡抚衙门的大堂上,架起一尊大炮,远近相传,当作笑谈。其后,又从江西调来一名道员,是他署理江西巡抚时,所识拔的干才。

此人籍隶皖南,名叫汪瑞闿,虽是文官,颇能带兵。柯逢时调他到广西后,让他统领五个营,专负护卫巡抚衙门之责。岑春煊看他这五个营,器械充足,人亦精壮,很能打一两场硬战,心里在想,汪瑞闿以知兵自诩,千里远来,或者急于有所表见,不妨利用。

打定了主意,便处处加以词色,希望他能自告奋勇。但汪瑞闿论兵之时,尽管侃侃而谈头头是道,只是到了紧要关头,不肯说一句慨然请行的话。岑春煊自不免失望,但仍不肯死心。

慢慢地,他看出来了,汪瑞闿不是不想立功,更不是不会打仗,只是胆量不足。如果能逼出他的勇气来,一上了阵,也就义无反顾,拚命向前了。

于是,择日发帖,大宴将士,席间特意向汪瑞闿不断劝酒。汪瑞闿的酒量很好,但酬劝频频,逾于常度,就不免使人怀疑了。汪瑞闿很机警,酒到杯干,而脑子却很清醒,看看是岑春煊快要激将的时候了,开始闹酒,有意自己把自己灌醉,席间当场出彩,吐得一塌糊涂。

到了第二天,柯逢时把他找了去,很不高兴地说:“你怎么醉得人事不知,出那么大一个丑?连我的面子都给你丢完了!”

“回大人的话,”汪瑞闿俯身向前,低声答说:“职道是迫不得已。为了保护大人,只好自己委屈。”

“此话怎讲?”

“制台跟大人过不去,千方百计,想把职道调出去打土匪,职道带兵一出省城,万一有警,制台一定留住我不放。倘或我回师来救,说我擅自行动,不服调度,那是个要脑袋的罪名。大人请想,能救得了职道不?”

“啊!啊!原来他是这么一个打算!”

“不是这么打算,以他的崖岸自高,为什么要那么敷衍我?”汪瑞闿紧接着说:“说起来这一支精兵不出仗,也是不对的,所以职道应付甚苦,务必不让他有开口的机会。等他一开了口,我不能说,我的兵是专为保护巡抚的,只好答应。

那一来,大人又怎能留得住我?”

“不错,不错!倒是我埋没了你这番苦心,错怪你了!”柯逢时想了一下又说:“不过岑三的居心太可恶,我倒要跟他碰一碰!”

柯逢时“碰”岑春煊,不止一回,奕劻是很清楚的。听铁良谈到这里,拊掌称快,“原来柯逊庵那次参他,是这么一个内幕!”他说:“论起来,倒是岑三吃了哑巴亏。”

“怎么?”那桐问道:“柯逊庵的折子上怎么说?”

“说他‘军中酗酒,强沃属员,以到醉不能兴!’”

“那也是汪瑞闿的主意。”铁良接口说道:“若非如此先发制人,岑云阶很可能参汪瑞闿一本,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不过,”铁良提出疑问:“柯逊庵此举对他自己来说,得失已颇难言!”

原来当时是照通例,以下劾上,皆令被劾者“明白回奏”。岑春煊当时在回奏时,自是尽情反击,柯逢时因而落职,所以铁良有那样的质疑,只是他不知道奕劻与袁世凯,对柯逢时已因此而另眼相看。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其间的得失,在座的人自然都不愿意跟他谈。这个有关岑春煊的话题,到此便算结束了。

         ※        ※         ※

会议开始有争执了,所争的是几条铁路。

依照中俄密约,双方设立华俄道胜银行,建筑一条铁路,自俄国的赤塔向东南伸展经哈尔滨至海参崴,实现了俄国前皇亚历山大三世要求以最短的路程,连接滨海省与俄国中部交通的愿望。

这条铁路全长二千八百里,俄国称之为“中东铁路”,中国则或名“东省铁路”,或名“东清铁路”。到了光绪二十三年,德国与俄国勾结,利用中俄密约,布置了一个类似地痞欺侮乡愚的骗局。先由德国以曹州教案为借口,强占胶州湾,而俄国公使则向李鸿章暗示,基于条约互助之义,愿为代索胶州湾。李鸿章此时虽到过“通都大邑”,而且也会打几句“痞子腔”,但毕竟还是“乡愚”,不知这年初秋,德皇威廉二世与俄皇尼古拉二世相晤,已有成议。明明是一个吊死鬼的圈套,而漆黑懵懂的李鸿章,看出去是一面圆圆的气窗,窗外一片清光,忍不住探头出去透气,就此上了圈套。

当时是翁同龢当政。书生昧于世事,而理路是清楚的,加以有张荫桓相助,看出李鸿章要上大当,所以一面奏皇帝饬庆王奕劻告李鸿章求助于俄,同时急电驻俄公使,用极委婉的措词向俄国政府说:“中国不愿俄国因而与德国失欢,请俄国暂时不必派海军来华”;一面由张荫桓及荫昌向德国交涉,亦即是情商,不占胶州,另作补报。

中德会议不下十次之多,德国始终不肯让步,而俄国则以急人之急的侠义姿态,出兵到了旅顺、大连。此来是为“助拳”,当然要求地主供应一切。由于李鸿章的坚持,特派负镇守山海关之责的宋庆,供应俄国海军一切“应用物件”,并拨二百万银子修筑旅顺炮台。不久,声明“暂泊”的俄国,竟开口要求租借旅大。李鸿章知道中了圈套,但想摆脱,已办不到了。

结果丢了胶州湾,也丢了旅顺、大连!英国与日本已有结盟的意向,见此光景,为了抵制俄、德,更为了本身的利益,英国趁火打劫,要求租借尚在日本占领之下的威海卫,而以承认闽海地区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作为交换。三国干辽之一的法国岂甘落后?要求租借广州湾。意大利来凑热闹,要求租借三门湾。一时列强瓜分之说,竟有见诸事实之势。

事急,总理大臣全体集会,帝师翁同龢慷慨陈言,主张开放各口岸,许各国屯船之处,然后定一“大和会之约”,不占中国之地,不侵中国之权,而中国则不坏各国商务。

这样,庶几开心见诚,一洗各国之疑。这虽是书生之见,却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所主张的“门户开放政策”,不谋而合。但所有的总理大臣,包括翁同龢恃之为左右手的张荫桓在内,无不保持沉默,据说张荫桓此时已等于出卖了翁同龢,与李鸿章一起接受俄国代表贿赂的期约,如果帮助俄国实现了租借旅大的要求,可以各得五十万两银子的酬劳。

于是光绪二十四年春天,继二月初四李鸿章、翁同龢与德国公使海靖,订立“胶州湾租借合约”,允德国租借九十九年,建筑胶济铁路,开采铁路两旁三十里内矿产之后,三月初六复由李鸿章、张荫桓与俄国署理公使巴布罗夫订立了“旅顺、大连租借条约”,以二十五年为期,并允俄国建南满铁路。

第二天——三月初七,德皇电贺俄皇取得旅顺、大连,而恭亲王奕劻自此病情转剧,终于不起,薨于四月初十。四月二十三,下诏更新国是,变法自强;又四天,手拟定国是诏的翁同龢被黜;八月初五袁世凯告密,第二天慈禧太后临朝训政,发生了“戊戌政变”。这个“地痞欺侮乡愚”的骗局,害惨了皇帝与翁同龢,而中圈套的李鸿章与见利忘义的张荫桓亦没有落得好下场,变成害人而又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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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满铁路正式名称叫做“东省铁路南满洲支路”,是由哈尔滨开始,向南直通旅顺,纵贯吉林、奉天,苏俄的势力,因此而能到达渤海。及至朴次茅斯和约成立,俄国将从长春至旅顺这一段,约有一千五百里,割让给日本。这一段铁路历经名城沃土,日本视作击败俄国最大的一项战利品,认为其中有许多生发,所以在会议中提出要求:“为了确保既得利益起见,中国不能再建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

袁世凯想了一下,提出相对的条件:“如果中国不能造跟南满平行的铁路,日本亦应如此。否则,一样有损利益。而且所谓‘平行’,亦应该有个限度,相去十里是平行,相去百里亦是平行,不可一概而论。”

“满洲地方辽阔,人烟稀少,经营一条铁路不容易,所以即使隔得很远,一样也有妨害。”小村紧接着说:“至于日本亦不造平行线,可以同意。不过,与南满连接的铁路,即是南满支线,将来看地方发达的情形,可以添造。”

“不!”袁世凯立即反驳:“日本继承的权利,限于长春以南的南满铁路,并不包括任何支路。如果逾此范围,是另一件事,不能并为一谈。我再提醒贵大臣,当年中国许与俄国的,只是东清铁路,没有包括其他支路。”

小村语塞,便由日本的另一名全权内田康哉接口说道:“添造铁路,为了开发地方,交通便利,地方就会繁荣,这是与中国有利的事。”

“如果是为了开发地方交通,彼此应该同意,但不能与南满铁路混在一起来谈。”

“照这样说!”小村紧钉着问一句:“贵大臣是同意添造的了?”

“如果为了开发地方,中国亦可随时斟酌情形,添造铁路。”

“不然!在南满范围内添造铁路,总是妨害南满铁路的利益,有与南满竞争之嫌,中国自不应随时添造。”

听翻译将这段话译了过来,袁世凯认为小村的一句话,有漏洞可钻,所以很快地问:“彼此同意,总可以了吧?”

小村认为这句话很难回答,与接座的内田小声商议之后,方始答说:“如果日本同意,中国可以添造,但不能与南满铁路平行。”

这在交涉上是一大收获,日本已承认中国在南满铁路范围之内,建造支路的权利,虽须日本同意,但至少有了要求权。倘或日本拒绝,相对地,日本想添造支路,中国亦可拒绝。所以小村的答复,等于是为他提供了一项牵制的工具,自然是失策。

正当小村在悔恨不迭之际,名居参议而有发言权的唐绍仪,忽然画蛇添足的说:“造铁路,有关中国主权,日本方面如不得中国同意,不能随时添造。”

“自然要同贵国商量,日本决不至象当年俄国对待贵国的情形,贵国不必顾虑。”

这时唐绍仪已发觉自己的话有语病。本来照袁世凯与小村的折冲来说,权利是同等的,谁都可以在南满的范围内添造铁路,唯一的条件是征得对方同意。而照他所说,仿佛南满添造支线是日本的权利,不过须征得中国的同意。但是唐绍仪虽已发觉失言,却拙于弥补,倘或见机,只要复述小村的话,敲打转脚,成为定论,依旧不损权利。而他只是重复声明,造路不经中国许可,总是碍及主权。语气中越发明显,添造南满支路,只是日本人的事,与中国无关。

小村想不到遇见这样一个对手,大喜过望,立即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大声说道:“我只着重在南满铁路利益有关这一点上。所以如有与南满铁路利益有冲突的任何支线,中国不应该添造。”

就这一句话,推翻了原来的承诺,而唐绍仪懵懵懂懂,只觉得话不大对劲,却说不出个究竟。默尔而息,遂成定案。

交涉由此落了下风,因为日本方面已看出底蕴。瞿鸿玑并不懂国际公法,利害出入,不甚了了;袁世凯虽然机警且肯用心,但究竟不能如李鸿章当年办交涉那样,动辄视对手为后辈,以气势得人,话说错了,亦可设法收回或弥补;随员中倒有些留学生懂交涉的要领,无奈中国官场尊卑的观念甚深,人微必言轻,发生不了作用。

能发生作用的,只有一个曾国藩第一批选送留美幼童之一的唐绍仪,他是袁世凯办洋务的“大将”,官拜外务部侍郎,声名甚盛,谁知是浪得虚名,无须忌惮。

就因为这一转念,小村与内田的态度变得强硬了,第二天接议安奉铁路,小村提出了“改造的要求”。

原来日本陆军自朝鲜渡鸭绿江增援,在奉天、吉林境内造了好几条轻便铁路,其中最重要一条是,由朝鲜义州对岸的安东,到奉天省域的安奉铁路。日本事先已经扬言,希望继续经营这条铁路,此是与中国主权有关的事,怕遭到强烈反对,迟迟未发,此刻悍然不顾地提出来了,名为“改造”,当然包含“改造”完成,继续管理经营的意思在内。

因此,袁世凯这样答说:“这条铁路是筑来军用的,军事完了,就应撤掉,何必改造?”

这又是袁世凯失策了!如果说,当初造安奉铁路专供日本军用,而未收任何地租,如今日本既已获胜,理当将此路赠与中国,作为酬劳。或者至少由中国贴补建路的工料费用,收回自行处置。至不济也可提出合办的要求,日本是没有理由拒绝的。

只是袁世凯一向好用权术,以为你说“改造”,我便用无须改造来驳你,尔虞我诈,针锋相对,岂不省事?那知小村不上这个当,索性挑明说道:“奉天与安东之间,早有通铁路的必要了!以前曾与贵国外务部提过,未有结果,军事忽起,所以匆忙造一条轻便铁路,除军事以外,对地方商务振兴很有益处,应该造成一条永久性的铁路。因此,这次实在不是改造,而是重造。”

一提到曾与外务部接过头,话就不容易说了。袁世凯不知其事,瞿鸿玑亦记不起有这交涉,唐绍仪到外务部的日子不多,更为茫然。因而袁世凯竟无以为答。

但日本的代表却不放松,小村与内田轮番鼓吹,筑成这条铁路如何与中国有利。最后只好许他改造,只是有个条件,路轨的宽度应与关内外铁路相同,不能照南满路尺寸,表示将来可以收回成为中国铁路的一部分,而非南满铁路的支线。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吃亏的地方。但比起当年李鸿章在马关议和的情况,却有霄渊之别,所以不常出席的庆王奕劻,经常出席的瞿鸿玑,都认为议约能有这样的结果,已是差强人意了。

其中有个随员,却忍不住有一肚子话说。此人是上海土著,名叫曹汝霖,字润田,祖父两代都在曾国藩所创设的江南制造局供职,家境小康,所以曹汝霖能够自费留学日本,学的是法律。

毕业之时,正好新设商部,有许多商事法需要拟订,并决定借鉴于日本,因而曹汝霖被延揽入部,官居主事,派在商务司行走,兼商律馆编纂。中日北京会议的随员,多在外务部及商部调充,曹汝霖因为学的是法律,兼以精通日文,因而入选。小村的发言,他不须经舌人传译,语气吞吐迎拒之间,了解较深,每每为当事人误解对方的真意,该争的地方不争,不该争的地方又咬文嚼字,虚耗工夫而着急。他在会中无权发言,亦无法递个条子去提示纠正,唯有咽口唾沫,聊以滋润干燥发痒的喉头而已。

到得那一天散会,他可真忍不住了。向例散会以后,除了瞿鸿玑径回公馆,其余的大部分都随袁世凯在北洋公所晚餐,商量应该提出的文件及次日会议应该注意的要点,这天居于末座的曹汝霖,看着唐绍仪问道:“唐大人,我有一点不明白的地方,要请唐大人指教。小村本来已经同意,得日本同意后,中国亦可添造铁路。后来唐大人提出主权的主张,小村立即改口,光说中国不能在南满添造铁路,不及其他,作为定议。那时,唐大人为什么不驳他?”

话说到一半,低头在吃饭的袁世凯,倏然抬眼,但他很机警,知道唐绍仪要受窘了!为了不使他过分难堪,立刻又低下头去,假装进食,其实一口饭在口中缓缓嚼咽,侧着耳朵在细听他跟曹汝霖的问答。

唐绍仪有些恼羞成怒了,“外交上说话不在乎多!”他操着生硬的广东腔,大声答说,“我提出主权的主张,是扼要的话。他既承认我的主权,自然不能单独行动,这些道理你不懂。”

曹汝霖见此光景,敢怒而不敢言,但也没好脸色给他看,微微冷笑着偏过脸去。这顿晚饭吃得便有点不欢而散了。

到了第二天上午,曹汝霖刚刚到部,已有一名北洋差官,持着袁世凯的名片来见,说是:“大帅请曹老爷在今天开议之前,早点请到北洋公所,大帅想跟曹老爷谈谈。”

开议是下午三点钟,曹汝霖两点钟就到了。一到便请入签押房,袁世凯起身迎接,就请他在书桌对面落坐。

“润田兄贵处是……?”

由此一句开始,袁世凯细问了曹汝霖的家世、学历,在日本几年,何时到部,是何职司,最后提到昨天饭桌上的事。

“昨天听润田兄向少川质疑,实在佩服!”

经过昨天那一番质问,曹汝霖气平了许多,唐绍仪盛气凌人,固然风度欠佳,自己在那样的场合,直揭长官的短处,亦未免少不更事。所以略有些不安地答说:“是我太轻率,出言欠检点。”

“当年我也是如此。”袁世凯说:“年轻倒是要有锐气才好。”

“是!请大人多指点。”

“不敢当!倒是这次议约,我要请教的地方很多。”袁世凯略停一下说:“可惜,大部分都已定议了!不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闻高见,将来好有遵循。”

“大人言重了!”曹汝霖很不安地,“我亦是一得之愚,不定对不对。”

“对不对,要说了再研究。有意见,总是好的!请不必客气,有不妥之处,尽管指出来。”

“是!”曹汝霖想了一下说:“安奉铁路不是战利品,日本要重建,应该是可以要求他们合办的。”

“是!是!这是我疏忽。”

听袁世凯引咎自责,曹汝霖颇为惶惑,照此说下去,事事都是他的轻许,变成专门来指责他了!那岂不大违本心?

袁世凯看出他的心意,便又说道:“润田兄,若说闻过则喜,我还没有那样的修养。不过,我请教足下,并不是想听几句恭维的话。我幕府中笔下好的人很多,我有自己动手的东西请他们改,总要改得多,改得好,我才欢喜。这一点知道的人也不少。润田兄,请你了解我的诚意,尽管直言。”

有此一番说明,曹汝霖才能畅所欲言:“除安奉路以外,南满路方面,可以争取利权的地方也还多。譬如抚顺煤矿,附设炼钢厂,规模甚大,不管于军需、度支,都有很大的关系,何不要求合办?”他停了一下说:“光是限制矿区,不准超出铁路沿线多少里以外,并不是好办法。再说,事实怕也限制不住,尤其是矿穴,只朝有矿的地方去开,在地面上或许并未逾界,地底下就另是一回事了。”

“嗯,嗯!高明之至!”袁世凯很想了一会才问:“还有呢?”

“还有,俄国割南满一段给日本,照道理说亦须经中国同意。”

“喔,”袁世凯很注意,但也有些将疑,“这是什么道理?”

“中东铁路是中俄合办的。俄国由华俄道胜银行出面,中国有五百万两的股本,说起来中国对中东铁路亦有一半的权利,如今要割让给日本,当然要中国同意。否则,不就慷他人之慨了吗?”

听得这一说,袁世凯好半晌作声不得,“润田兄,”他说:“你的道理不错。不过关于中东路的权利,我们早就在无形之中放弃了。”

“此所以需要交涉!”曹汝霖脱口答说,情绪显得有些激动了,“当时为了中东路,杨、许两星使,与俄国财政大臣商量得舌敝唇焦。杨星使因为受气而晕倒,以致命丧异国,可以想见磋商之激烈。如今俄国是战败国,中国正该趁此机会,旧事重提,切切实实提出收回利权,重新合办的要求。至于华俄道胜银行,当时是否一并议及,我不甚清楚。好在事隔未久,外务部必有档案,大人何不调出来看一看。”

“润田兄,你的见解十分高超。不过,唉!”袁世凯叹口气说:“虽然事隔未久,已几经沧桑。对俄交涉是李文忠一生勋业中的一大败笔,当时的内幕,想来你亦必有所闻,我们后辈,不便批评,何况李文忠贤良寺议和,积劳殒身,说起来跟阵亡是一样的,更何忍批评。如果翻中东旧案,势必伤李文忠的清望。再者,如今的国势,亦还不是能翻旧帐的时候。润田兄,我是腑肺之言,请你细察。”

“是的!”曹汝霖以谅解的心情,接受袁世凯的看法。

“至于这次对日交涉,说起来我的苦衷亦不止一端。我跟润田兄一见如故,不妨谈谈。第一是撤兵。朝廷对收回东三省,属望甚殷,日本人看出我们的弱点,隐隐然以撤兵作为要挟。这,想必你亦看得出来。”

“是!”曹汝霖承认他说的是实话。

“其次,北洋很想多办点事。”袁世凯也有些激动了,“中国从甲午到如今十二年,先是闹政变,后来又闹拳匪,不但元气大丧,而且浪掷韶光,我们落后人家太多了,一天当两天用,犹恐不及,所以我在北洋只要力之所及,总是尽量多做。可是有人以为我揽权,尤其是……唉,不提也罢!”

曹汝霖恍然大悟,怪不得他每次发言,总要向瞿鸿玑问一句:“是这样吗?”或者:“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原来枢庭已有疑忌之意,所以不能不如此委屈绸缪。

         ※        ※         ※

“中日新约”终于定议了,计正约三条,附约十二条。前后不满一个月,照会议日期来说,算是顺利的。

最后一次会议,奕劻自然要出席,签字及毕,摄影留念。第二天,袁世凯在北洋公所设宴为小村饯行,敬陪末座的曹汝霖,恰好坐在作主人的袁世凯旁边,自然而然地成了主客之间的舌人。他那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以及要言不烦的措词,大为小村所注意,因此,席散以后特别向主人要求,希望跟曹汝霖谈谈。

袁世凯当然表示同意,而且特意将他专用的会客室让出来,供他们单独谈话,真正是单独,并无第三者在座。

“这次我抱有绝大希望而来,所以会议上竭力让步。”小村说道:“那知是失望了。”

所谓“让步”是比较而言,较之马关条约,这一次的“中日新约”在日本算是很客气的,但仍得了便宜,总是事实。曹汝霖不愿与他争辩这一点,只问:“请问贵大臣,此来所抱的绝大希望是什么?”

“我原以为袁宫保必有远大的见识、眼光,在会议之后,想跟他进一步讨论两国如何联盟,那知道袁宫保过于保守,会议席上,只在文字枝节上讲究,斤斤计较,徒费光阴而已。”

“两国联盟?”曹汝霖问道:“自然是对付俄国?”

“是的!”小村的表情是凝重之中有忧色,“俄国的野心甚大,我在朴次茅斯议和时,已经看出来了。俄国将来定会卷土重来,如果贵我两国,不早为之备,一定同受其害。倘能彼此联合,整军经武,力图自强,两国或可免受其害。”

“既然如此,贵大臣何不向袁宫保直接提出这一番意思?”

“袁宫保不从大处着眼,联盟之意,此时不宜表示,免得反而引起他的猜疑。”

“那么,”曹汝霖问:“贵大臣的意思,是不是希望我能够转达?”

“是的!有机会请你转达,倘或袁宫保有意讨论,我可以专程前来。”

“好!我一定设法转达。不过,”曹汝霖想了一下说:“我听说政府方面对袁宫保亦有疑忌之意,这一层,贵大臣在会议席上,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关于联盟一节,即或袁宫保亦有同感,恐怕一时亦不便向政府进言。这是我个人的私见,提供贵大臣作参考,幸勿为外人道!”

听得这番话,小村半晌作声不得,最后叹口气说:“我想不到中国政府内部亦有矛盾!”

等小村辞去以后,袁世凯自然要找曹汝霖询问谈话的内容。曹汝霖将小村的意思,据实相告,只隐去了他自己向小村说的那一段话。

“唉!”袁世凯叹气的神情,跟小村一样,“我又何能作为?

只好辜负他的盛意了。”

“外人的看法不同。”曹汝霖说:“莫说是日本人不明内情,就是京外各地,也谁不以为大人受朝廷尊重信任,言听计从,有一番大的作为?那知事实并非如此。”

袁世凯默然半晌,才说了句:“大家越是如此,我的处境越难!”

他一直觉得应该有所表示,到得此时,认为以退为进的手法是非施展不可了。因而回到天津,便秘密关照张一麟替他预备一个“请开去各项差使”的奏折。

张一麟对袁世凯的待人处世,已有很深的了解,知他此举的用意,所以这个奏折写得冠冕堂皇,但见表功之意,并无固辞之心。袁世凯深为满意,但却迟迟未曾拜发,要挑个最适当的日子。

几经咨询,接纳了杨士琦的意见,在封印之前一天拜发。因为就表面而论,这个辞差的奏折,到达御前,已在封印之后,如果邀准开去各项兼差,则封印开印,天然就是一个交接的绝好时限。至于谈到实际,辞差也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反正这个奏折是写给慈禧太后一个人看的,若以为有挽留的必要,发一道慰留的上谕即可。趁封印期间,了掉这重公案,不会有人留意,便不受任何影响。

等奏折一上,慈禧太后颇感意外,在召见军机时问道:

“袁世凯为什么好端端地,忽然要辞差?”

奕劻是知道这回事的,却故意装作诧异的神情答说“是!

奴才亦莫名其妙!”

“你们倒想想看,总有原因吧?”

这下是瞿鸿玑答奏:“袁世凯兼的差使很多,因为精力照顾不到,难免有疏忽的地方,言路上啧有烦言,想来袁世凯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有倦勤的表示。”

“那也难怪他。”慈禧太后问道:“你们看,应该怎么办?”

由于有“难怪他”这句话,瞿鸿玑看出慈禧太后的意向,自己也觉得还未到能扳倒袁世凯的时候,便很见机地说:“论到才具,袁世凯自然是好的,有几桩差使也少不了他!合无请旨慰留,或者酌情开去几项差使?”

“要慰留,就一项差使都不必开。”慈禧太后说,“我并没成见,只觉得‘疑人莫用,用人莫疑’这句话,一点不错。如果酌量开去几项差使,就有疑人的意思在内,大可不必!”

“是!”瞿鸿玑很勉强地答应着。

“皇帝有什么话?”

皇帝能有什么话?照例答一句:“一切请皇太后作主。”

于是决定慰留。由军机章京拟旨:“袁世凯所奏开去兼差一折,现在时事艰难,正资整顿,该督公忠夙著,仍着统筹兼顾,妥为经理,以副委任。所请应毋庸议。”

“达拉密”拟的旨稿,照例“呈堂”核定,瞿鸿玑将最后一句改为“毋庸固辞”。原来“所请应毋庸议”是表示辞差之事,根本不必谈起,此时一改,意思颇不相同,“固”辞之“固”,意味着辞已不错,只是一时尚无替手,不能不暂维现状。这些语气上的吞吐出入,在早年的慈禧太后是很讲究的,如今正如瞿鸿玑说袁世凯的,“精力照顾不到,难免疏忽”,竟未看出仍有“疑人”的意思在内。

邸抄刚发,袁世凯在天津就接到了电报,慰留在意中,最后那句话却大出意外,不免错愕。

及至打听到这句话出于瞿鸿玑所改,袁世凯想到“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句成语,知道自己跟此人势不两立了!

         ※        ※         ※

考察宪政五大臣是十二月中旬到日本的。初适异国,目迷五色,看不出什么地方是实施宪政的功效,又从何考察起?

唯一的例外,是补绍英的缺的李盛铎,他做过驻日公使,此番旧地重游,一切都还不太陌生,而也唯有他稍知宪政是怎么回事。心想,此事头绪纷繁,如果不先提纲挈领,拣要紧之处下手,只怕漫游全球,三、五年也考察不完。必得找个人来参赞一番,先定个考察的章程出来才好。

“参赞”现成,五大臣带的随员很多,首席参赞名叫熊希龄,湖南凤凰人氏,与南通状元张謇一榜的翰林。戊戌政变时因为有新党的嫌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那知湖南巡抚赵尔巽倒颇欣赏他的才气,几次奏保,已当到了候补道。这次随五大员出洋,原有一套应付公事的办法,所以等李盛铎一提到,随即拍胸答说:“我有办法!诸公尽管去观光,逛厌了换地方,反正返抵国门之日,必有交代。”

“秉三!”李盛铎喊着他的别号说:“你先别大包大揽,倒说我听听看,是何办法?”

“当今中国精通宪政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梁卓如……。”

卓如是梁启超的别号,李盛铎一听这个名字,急忙乱摇双手:“不行,不行!这个人万万惹不得!”

“木公!”李盛铎字木斋,所以熊希龄这样叫他,“我当然不会找梁卓如。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湖南同乡杨晢子,木公听说过这个人吧了”

李盛铎知道杨晢子就是杨度,他是王湘绮的得意门生,曾应经济特科,初试高中一等第二名。但以一等第一名梁士诒,为瞿鸿玑误认作梁启超的兄弟,又说他的名字是“梁头康尾”——康有为名祖诒,末字相同,“其人可知”。因此梁士诒不敢再应复试,而杨度亦有“康梁余党”的嫌疑,同样地自己绝了这条进取之路,买舟东渡,成了中国留学生中很出风头的人物。

“怎么,杨晢子精通宪政?”

“是的!湘绮自负有王佐之才,他的得意门生,自然也要研究这套帝王之学。晢子是君主立宪派,如果请他做几篇考察报告,一定处处顾到君主的地位与尊严,奏报到朝廷,一定不会出毛病。”

“那好!准定请他做枪手,请你赶快去找到他,好好跟他谈一谈。”

“找他容易,不过有两件事,我先要请示木公。第一,考察报告,似乎要定几个题目,如果开流水帐似的,只叙旅途所见所闻,似乎难有结论。再者,有了题目,将来在报章上发表也比较方便。”熊希龄说:“宪政初步,在启迪民智,这些文章将来是一定要布诸国人的,同时这也是诸公万里之行的一个交代。”

“说得是!”李盛铎连连点头,“一客不烦二主,题目索性也请晢子去定,只要扣住‘考察’这回事就行了。”

“好!”熊希龄又说:“第二,总要送一份润笔,而且应该从丰。”

“这好办!我跟泽公来说。你看送多少?”

“总得一个整数。”

“一千?”李盛铎说:“似乎少了点。”

“是的,一千太少了,总得一万银子。”

李盛铎想了一会说:“这总好商量,你就快去办吧!”

于是熊希龄兴冲冲去找杨度。他住在东京饭田町,由他担任会长的“东京留学生会”的招牌,就挂在他家大门上。既是会址,自不免有会员往来,不便密谈,所以熊希龄将他约在一家“料亭”中相晤。

“近况如何?”熊希龄问说。

“‘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很好啊!”

“只怕一样不好。”熊希龄笑道:“钱不够花。”

杨度笑笑,然后又说:“听说你要来,我跟房东太太说,‘不要紧了,有人送钱来给我过年了!’”

“不错,可以让你过肥年。不过,你要作文章。”

杨度不答,从口袋中取出一张纸来,递了过去,熊希龄接来一看,上面写着三行字“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程序。”

看完,两人相视而笑,真有莫逆于心的惬意。熊希龄将那张纸折起来收入口袋,“这三个题目很好!”他说:“润笔总有万金之谱,回头我先送两千过来。晢子,过个肥年在其次,你平生的抱负,正好借五大臣这个躯壳,大大展布一番。这是绝好的机会,请你珍视。”

杨度点点头答说:“话我要说在前面。论见解,卓如未必赶得上我,不过以腹笥之宽,行文之畅,我不能不让他出一头地。所以这三篇文章,我要分一两篇给他做。”

“那都随你!不过,卓如的笔锋太犀利,不要带出什么有忌讳的话,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不要紧!我跟他说明白,如果有这样的情形,我要改他的稿子。”

“那,我也要跟你说明白,若有这样的情形,我要改你送来的稿子。”

“尽改不妨。”杨度问说:“何时交卷?”

“大概半年吧!”

“那还早得很。”杨度很高兴地说:“阁下此来,无异放赈,今年有好些留学生可以舒舒服服过年了。”

一件大事说定,熊希龄十分高兴,在料亭中当着浓妆艳抹的艺妓,大捧杨度。这倒也不尽是作假,熊希龄有样好处,待人厚道而且诚恳。所以在赵尔巽之前,为湖南巡抚陈宝箴延入幕府,便颇受器重,亦就在他那诚恳两字。有一次延经学家皮鹿门讲学,熊希龄亲自擂铃,召集听众入讲堂,便有人戏撰一联:“鹿皮讲学,熊掌摇铃”。又有人妒嫉他是陈宝箴面前的红员,用“熊”、“陈”同姓以拆字格做一副对联,将他连陈宝箴一起骂在里面,道是:“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耳偏听,晓得什么东西?”却不知熊希龄的“能干”,正因他“四足不停”之故。

这次五大臣在日本,更得力于熊希龄的“四足不停”。原来革命党人将有不利于五大臣的举动,劳动日本警察,昼夜守护。

载泽等人,吓得步门不出,一切需要对外接洽的事务,全靠熊希龄奔走。直到阴历二月初一,五大臣自横滨上船赴美,才得松一口气。

到得美国,分道扬镳,端方、戴鸿慈考察德国,载泽、李盛铎、尚其亨由英转法。一路逍遥,到得五月下旬,先后回到上海,但枪手的文章尚未寄到。于是熊希龄又出一个主意,以“考察东南民气、征集各省意见”为名,留人在上海守候,一面派专人赶到东京饭田町杨度寓所坐催。当时商定,端、戴留守,载泽等人先回京复命。

不多几日,派到日本的专差回来了,携来一大包文件,奏折、论说、条陈,一应俱全。其中有个论立宪应从改革官制着手的说帖,端方大为欣赏,趁戴鸿慈正好不在,将这个说帖悄悄抽下,攫为己有了。

及至坐轮船到了天津,自然做了北洋衙门的上宾,盛筵既罢,戴鸿慈回行馆休息,端方便在袁世凯的签押房里,将那个说帖取了出来,说一声:“四哥,你看这个主张如何?”

袁世凯只一看头几行,便很起劲了,“深获我心!”他拍着大腿说:“我早就有此意了。好些衙门只剩一个空架子,吃闲饭的官儿,虚耗俸禄,还影响了他人的士气,非彻底改革不可。还有那些都老爷,遇事生风,不辨是非,真正败事有余,成事不足!都察院这个衙门,也该取消。”

“四哥,你没有细看说帖,看了你才知道,其中妙用无穷。”

听这一说,袁世凯聚精会神地细看说帖,看到一半,便即明白,原来这个改革官制的办法,主张采取责任内阁制,内阁总理大臣钦派而提交国会通过,阁员由总理大臣遴选奏请敕命,与日本的内阁,一式无二。如果照此办法实行,内阁总理大臣当然是庆王奕劻。大权在握,要排去瞿鸿玑方便得很。即使仍为阁员,上奏是总理大臣一人之事,不必象军机大臣那样全班进见,瞿鸿玑亦就无法从中操纵,“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这,”袁世凯迟疑地说:“只怕上头不肯放手。”

“自然要有个说法,才能让上头照办。”

“喔,陶斋,你倒说来我听听。”

“我是一条苦肉计,此刻不必细说。四哥,我只问你一句话,如果责任内阁制实行,你愿意不愿意入阁?”

“这……。”袁世凯沉吟着。

“曾湘乡说过,‘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大老也没有几年了。”

“大老”是指奕劻。端方的意思,奕劻告老,必牢保荐袁世凯接任总理大臣。意会到此,袁世凯自不免怦怦心动。

“陶斋,你还是先说说,是怎么一条苦肉计?”

“四哥,如果你打算一辈子在北洋,这条苦肉计使不得,不能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端方说道:“反正要入阁的,就无所谓了,我想复命时这么回奏:立宪规模,宜仿日本。至于改革官制,可以裁抑督抚,集权中枢,庶几无外重内轻之嫌,方为长治久安之计。”

“这话也没有什么说不得。督抚有权无权,全看自己的做法。”

“那就是了,我准定照此回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