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全传》第095章


回到北洋公所,已有盈门的访客。以前李鸿章督直时,每次进京寄寓贤良寺,亦有这样的盛况,所不同的是访客的身分。李鸿章自同治十三年文华殿大学士去世,接替了他的殿阁,即为内阁首辅,而且既是中兴勋臣,又是翰苑前辈,所以红顶花翎的宾客,无足为奇。

这一层上头,是袁世凯无论如何比不上的。他的访客,不是京堂,便是道员,尚书侍郎大致都是前辈,听说他来了,充其量派名听差持名刺致意而已,翰苑中人,更是绝无仅有。较之李鸿章当年,相形逊色,自不待言。不过,这也有好处,那些来访的京堂、道员,大致不是谋差,便是托事,可以不见,见了亦只是三五句话,便可打发。

但有位访客,却是不能不见,而且一见便有谈不完的话,那就是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内务府大臣的那桐。

“听说一到就叫起。”那桐笑着恭维:“四哥的帘眷,可真是越来越隆了。”

“得,得!琴轩!”袁世凯撇着京腔说:“你可别给我念喜歌儿了!一到就叫起,可不是好事。”

“谈了些什么?”

“谈张季直给我的一封信……。”

听不到几句,那桐的脸上,笑容尽敛,袁世凯本就疑心其中有文章,见此光景,越觉所疑不虚,因而亦就纤细不遗地,将慈禧太后问及此事的经过,都说给他听。

“必是瞿子玖给你下了药了!”那桐用低沉的声音说:“四哥,你可得留点儿神,有两件事,很有人在议论。”

“那两件?”

“一文一武!文的是你跟张香涛主张废科举,张香涛的火候够了,别人不敢拿他怎么样。你可犯不着得罪王夔老、瞿子玖他们。”

“原来瞿子玖也是主张维持科举的?”

“当然罗!不然那里来那么多门生、小门生?”“啊,啊!原来如此!”袁世凯恍然有悟,接着又问:“一武呢?说我练兵太多?”

“对了!练兵就要费饷,自然有人不高兴,有个说法很可怕,说是内轻外重,尾大不掉!”

袁世凯矍然而惊,“这是瞿子玖的说法?”他问。

“你不用问是谁的说法!反正上头能听得到。”那桐又说:“瞿子玖上次虽碰了个大钉子,帘眷未衰,所以毫无怯意,仍旧跟岑三很近,几乎每半个月就有信件往来。”

袁世凯只点点头说:“琴轩,你是知道我的,忝在北洋,我的责任很重。如今别的不必说,只说日俄开战这件事好了!”

袁世凯顿一下,继续说:“两帮混混,在人家家里打得一塌糊涂,作主人的倒说‘严守中立’,这不是笑掉人大牙的话吗?为了所谓‘守中立’,我不知道费了多少事,为的是希望日本胜了,东三省还有物归原主的希望,倘或俄国胜了,咱们就撤到山海关也还不知道守得住守不住。那时候练兵就不止一镇、两镇了!”

“我知道你的苦心,可是别人不知道。练兵要筹饷,四哥,”

那桐规劝着,“你也别太自讨苦吃。”

“我何尝愿意自讨苦吃?时势所逼,只有尽力而为,兵我是得练。”

“饷呢?”那桐说道:“你可不比李文忠那个时候。”

“有土斯有财的道理是这样的。”袁世凯说:“如果两江、两广在咱们自己手里,我怕什么?”

“两广?”那桐吐一吐舌头,“你不怕岑三跟你拚命?”

“别人怕岑三,我不怕他。”

“啊!”那桐突然说道:“我想起来了,我给你做个媒如何?”

“给我做媒?”袁世凯愕然。

“你看我,”那桐失笑了。“说话都说不利落了。我给府上做个媒,一个是人家看中了你的一位少君,一个是我听人说起,似乎门也当,户也对!”

“是那两家高门?”

“先说看中五世兄的,不是外人,是陶斋。”那桐问道:

“莫非他没有在你面前提过?”

“原来是陶斋。”袁世凯得意地笑道:“他的眼力真不坏!”

原来袁世凯这时已有五位夫人,六个儿子了。长子克定,字云台,是元配于夫人所出。次子克文,三子克良同母,就是袁世凯的三位“高丽太太”中的第二位金氏,在姨太太中是第三位。另外两位“高丽太太”,一姓白,生子克权,排行第五;一姓李,生子克瑞,排行第四。大姨太沈氏无出,五姨太杨氏生子克桓,排行第六。

袁家“克”字排行的这六位兄弟之中,资质最好的是老二克文与老五克权。克文字豹岑,这年才十五岁,聪明绝顶,但与他的长兄相反,不喜经济实用之学,而讲究词章,喜欢金石,旁及音律,凡是所谓“杂学”,无不涉猎,已颇有些名士派头了。

克权字规庵,年方十岁,已通平仄,能够做诗了。读书不但敏慧,而且中规中矩,颇为袁世凯所钟爱。袁家的宾客,凡曾见过克权的无不誉为跨灶之子,端方尤其赞赏,所以托那桐来做媒,说来绝非意外。

“怎么样呢?”那桐问道:“能赏我做媒的一个面子不?”“言重,言重!”袁世凯答说:“以我跟陶斋的交情,不是老哥所命,我还能有什么话说?只不知道是陶斋的那一位小姐?”

“当然是最小的那个。”那桐答说:“长得很俊,家教也好。”

“那更没话说了。”袁世凯又问:“还有一家呢?”

“是张安圃。”那桐说:“安圃多子,最小行十二,名叫元亮的那一个,头角峥嵘,跟你家大小姐年岁相当,你看如何?”

那桐所说的张安圃,就是现任广东巡抚张人骏。张人骏的叔叔张佩纶,很看不起袁世凯,但张人骏跟他的关系不同,袁世凯当山东巡抚时,张人骏是他的藩司。张元亮他也见过,只是年岁方幼,已不大记得起了。

“琴轩,”袁世凯对这头亲事,觉得需要考虑,便找个借口,“儿子的亲事,我可作主,嫁女儿就不同了。请让我跟内人、小妾商量了再说!”

“当然,当然!”那桐连连点头,“我改天来听信儿。”

袁家眷属都在天津,那桐总以为袁世凯要等回去以后,跟于夫人以及他的长女伯祯的生母二姨太太商量停当,才有回音。那知不然,第二天便有了消息。

原来袁世凯这天晚上,通前彻后想了一遍,忽有省悟,正途出身的大老,有大门生、小门生为之羽翼,一旦入阁拜相,势力已遍布京里京外,根深蒂固,不易摧折。从前左宗棠斗不过李鸿章,李鸿章又斗不过翁同龢,道理都在这上头。自来宦途中最重师门之恩、同门之谊,说是尊师重道,无非门生话,究其实际,无非富贵相共,休戚相关,门生捧老师,老师提拔门生而已。

论到这一层关系,自己决不能跟瞿鸿玑相比,不过别人有门生,自己有儿女,儿女亲家之亲密,决不下于师生。他在想,长子克定已经成婚,娶的是吴大澂的女儿;次子克文亦已定亲,定的是籍隶安徽贵池,当过驻英公使,广东巡抚刘瑞芬的孙女儿。这两家都是高门,但亲家与亲翁,皆已下世,无足为助。如今与端方、张人骏结成亲家,彼此呼应,缓急可恃。尤其是张人骏在广东,力虽不足以箝制岑春煊,至少可以使他稍存顾忌,若有机会扳倒岑三,张人骏顺理成章地升任总督,那一来自己的势力就非瞿鸿玑所可轻侮了。

既已作了决定,便无须再费周折,袁世凯直截了当地告诉了那桐,愿以长女许配张家。为了照顾自己所说过的话,他附带说明,已经用电报征得于夫人及二姨太的同意。

这对做媒的那桐来说,面子十足,当然也很高兴,特设盛宴款待袁世凯,但设席不在他的颇饶花木之胜的金鱼胡同住宅,而是借庆王府的花厅,这是为了迁就奕劻这位特等陪客。因为照规制,亲王、郡王是不赴大臣家的宴席的。

         ※        ※         ※

饭罢茶叙,恰好外务部送来一通急电,说守旅顺的俄军,终于投降了。从辽阳大战结束,日本对旅顺发动了三次总攻击,都是劳而无功,到了十月二十,续调援军,发动第四次总攻击,经过九天的血战,以一万七千人的前赴后继,不死即伤,毕竟突破困境,攻占了军事地图上称为“二○三高地”的老虎沟。经过整顿部署,将旅顺东、北两面的要地东鸡冠山、二龙山、松树山逐步占领,旅顺的俄军司令斯图塞尔知道无法再守了,树白旗投降,将校八百七十多,士兵两万三千五百人,皆成俘虏。

日军的捷报,等于袁世凯押中了一宝,彼此庆幸之余,正好以此为话题,谈东三省的未来。袁世凯认为日军必胜,已成定局,虽然俄国决定以波罗的海的舰只,编为第三舰队,东来参战,但很难扭转战局。俄国同盟,波折甚多,旅顺一失,德国必然见机而作,更难成盟。看样子只要有大国如英、美出来调停,日俄很快地就会谈和。

“能收回东三省,太后一定会很高兴。”奕劻很兴奋地说:“李少荃惹出来的大祸,从我们手里把它料理清楚,这件事做得很对得起列祖列宗了。”

“是!”袁世凯说:“王爷在日本公使那里,还得多下点工夫。”

“当然,当然!”奕劻连连点头,“我不会放松的。”

“设行省之议,不妨及早筹划。”那桐接口问道:“不知道上头跟王爷提过没有?”

“提过一次。”奕劻说:“上头似乎还是看中了赵次珊。”

那桐与袁世凯对看了一眼,都不作声。袁世凯跟那桐隐约谈过,如果东三省设行省,一总督三巡抚,最好都能派“自己人”去。如今奕劻所说,似乎一时还无从措手,只好看以后情势再作道理。

“此事还早,倒是有件事,两位不妨参赞一番。”说着,奕劻从抽斗中取出一份抄件,顺手交给了袁世凯。

这个抄件是两通奏折。一是署理两江总督端方代奏修撰张謇的条陈,建议在徐州设行省。另一个是监察御史周树模所奏,建议裁撤漕运总督一缺,说到理由,条条是道。

漕运总督管理漕粮由运河北运的一切事务。漕船有帮,称为“漕帮”,由明朝的“卫所”演变而来。至今还保留着沿运河的直隶、山东、江南、江西、浙江、湖广诸卫所,每一个卫所之下,又分多少卫、多少所、多少帮。管事的首脑,在卫称为“掌印守备”,在所、在帮称为“领运千总”。

明朝的卫所,本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计口授田隶属卫所,平时为农,有事当兵,称为“屯户”。到清朝利用卫所运输漕粮,屯户只管弄舟,不管打仗,本已大失原意,自从洪杨以后,一方面运河淤塞,不通全漕,一方面海运勃兴,转输便利,南漕一半折银缴纳,一半由海道北上,运河上漕船连樯千里的盛况,再不可见。所以各省的卫所,一律裁撤,屯户亦与一般百姓,毫无分别。

这一来,各省的粮道,也就次第裁减,漕运总督无官可辖,无船可管,不仅有名无实,简直成了个赘疣,是故裁去漕督一缺,早就有人主张,只是周树模形诸奏牍而已。

至于张謇的条陈,着眼不在裁漕督,而在设行省。他作了一篇文章,名为《徐州应建行省议》,以为当年刘邦崛起,与项羽争天下的这一片千里无垠,莽荡平原,一方面“控淮海之襟喉,兼战守之形便,殖原陆之物产,富士马之资材”,可以自成局面;一方面“俗俭民僿,强而无教,犯法杀人,盗劫亡命,枭桀之徒,前骈死而后钟起者,大都以徐为称首。”久为朝廷的隐患,而“将欲因时制宜,变散地为要害,莫如建徐州为行省。”

这个“省”的辖区,张謇有明确的指陈,以徐州为众星之月,东到海州,西至商邱,南起泗州,北迄沂水,包括苏、皖、鲁、豫四省交会之区的四十五州县。此省新建,张謇以为有“二便四要”。所谓“二便”实际上只有一便,即漕督可裁,由“徐州巡抚”兼理裁撤漕督以后所留下的“未尽事宜”。

另外“一便”,是练兵容易。因为这个地区的民风,“朴啬劲悍”,照张謇的估计,招募一万人,练步队六千、马队四千,如果训练得法,只要三年的工夫,这一万人便有足够的防御力量。这在鱼米之乡的江南是不可能的事。

所谓“四要”是“训农、勤工、通商”,地方富庶了,自然百废俱举,但“农工商兵皆资学问”,所以“兴学”为要中之尤要。

“这个条陈,看起来很动人,可惜,纸上谈兵,不容易做得到。”袁世凯将两个抄件转交那桐,淡淡的说:“我跟季直相处甚久,很知道他的为人,如果他入南皮幕府,宾主一定相得。”

这是隐隐讥刺张謇不免书生之见。奕劻点点头说:“我亦是这么想。不过,张季直以状元居乡,过去刘岘庄很看重他,听说他在南边很有号召力,大家就觉得他的条陈,不能不用,而要用又实在很难。军机处把原件转到政务处,为的集思可以广益。慰庭,你是奉旨参与政务处的,不妨切切实实说一个意见,我好跟大家去斟酌。”

袁世凯对张謇的这个条陈,实在不感兴趣,主要的是觉得徐州设省这件事,根本就是空谈。不谈“四要”之难,只说划定辖区,牵涉到四省,便不知有几许分歧的意见。

不过,朝廷有大政,每先咨询北洋,他已恢复了当年李鸿章所拥有的地位与权势,倘或缄默不言,无异自贬自削,因而想一想说:“漕督可裁是不易之论,江淮辽阔,江宁藩司照应不到,亦是实情。我以为不妨就此两点去斟酌折中,期于允当。至于分割四省四十多州县,合为一省,疆界的变更最容易发生纠纷,这在承平时期,尚且要慎重,何况当今之世。”

“对!一动不如一静!”奕劻很起劲的说:“我的宗旨定了。”

袁世凯颇为欣慰。但不是他的主张得以实现,而是奕劻的唯言是听。不过口中还得谦虚一番。“我亦是想到就说,话不一定对。”他说:“请王爷再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不必多听,多听反而莫衷一是。慰庭,”奕劻突然转换话题:“我再跟你商量一件事。西苑跟颐和园的工程,陆陆续续在增添,钱总不够。你能不能在北洋那一笔经费中,挪拨几十万银子?”

这个要求在袁世凯并不感到意外,他经常想到,宫中可能会有需索,所以对那一处有余款可以动用,亦经常有留意。

此时想了一下,从容的问道:“大概要多少?”

“至少要凑个三十万银子。”

“我拨五十万好了!”

奕劻喜出望外,“慰庭,”他问:“你是从那里拨?”

“铁路的盈余。”袁世凯说:“造关外通关内的铁路,借的是英国的款子……。”

这笔英国借款,由胡襢芬经手,汇丰银行承借,总计三百三十万镑。合同中订明,“关内各路产业,并全路脚价进款,应尽先作为借款之保”,“各路收款进款,应存天津汇丰银行,所有经理修路应用各费,均由各局进款项下开支。俟有剩余,备还此款之用。”因此,路局的任何收入皆须无息存放五津汇丰银行,至今除按约分期付息拔本之外,尚积存一百八十多万两银子。袁世凯几次派人交涉要提用,汇丰银行借口合同限制,不肯通融。

“既然不肯通融,慰庭,你怎么又说能提五十万?”

“要想法子,非让汇丰银行就范不可。”袁世凯说:“只要上谕准我提,我一定提得出来。”

“上谕岂有不准之理?”奕劻提起汇丰银行,便觉有气,狠狠地说:“应该全数提出来才好!”

“那是决计办不到的事。”那桐笑道:“汇丰银行不讲理,王爷又不是不知道。”

皮里阳秋,话外有话,只为彼此关系太深了,那桐这近乎开玩笑的话,奕劻自然不会计较,付之苦笑而已。

“王爷,”袁世凯问道:“还有什么吩咐没有?”

“一时想不起,明后天再谈吧!”

“本意想多住几天,”袁世凯说:“日本攻下了旅顺,恐怕东三省的局势会急转直下,我想明天一早就递牌子,请了训,马上赶回天津去。”

“啊!”奕劻被提醒了,“倒不是要紧的。你明天就回去吧!

那笔款子,请你马上办。”

“是!上谕亦请王爷赶紧发。”

         ※        ※         ※

转眼年下了。徐州设省这件事,必须在年内办出一个结果,因为分划疆土,改变建制,正好趁改岁之初,除旧布新,自成段落,办理一切改隶移交的手续,以光绪三十年年底为准,界限分明,可以省好多事。

就是为了省事,不但王文韶、鹿传霖与新补不久的军机大臣荣庆,听从奕劻的意见,瞿鸿玑亦觉得改漕督为巡抚,不失为综核名实,顺理成章的事。于是援引史实,亲自拟了一个奏片,驳张謇之议。

张謇特重徐州,所以要驳他就得讲个徐州并不重要的道理。“徐州在江苏,地居最北,若于平地创建军府,既多繁费,所分割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四十余州县,亦涉纷更。今昔形势,迁变无常,汉末迄唐,淮徐代为重镇;宋及金元之际,徐已降为散州。至明以来,则重淮安,历为前代漕督及国初庐凤巡抚,后改漕督驻扎之地。及江南河道总督裁撤,漕督移驻淮城迤西之清河县,实为绾毂水陆之冲,北连徐海,南控淮阳,地既适中,势尤扼要。”

接下来是论漕督原有管理地方之责:“伏查前明初设漕运总督,即兼巡抚地方。国朝顺治六年,裁庐凤巡抚改漕运总督,仍兼巡抚事。漕督之兼巡抚,原为控制得宜,现漕务虽已改章,地方实关重要,与其仍留漕督,徒摊虚名,不如径设巡抚,有裨实用。”

理由说明,奏陈办法:“臣等共同商酌,拟将漕运总督一缺,即行裁撤,改为巡抚,仍驻清江,照江办巡抚之例,名为江淮巡抚,与江苏巡抚分治,仍归两江总督兼辖。一切廉俸饷项,衙署标营,均仍其旧,但改漕标副将为抚标副将,以符定章。”

定了江淮巡抚属下的官制,再定江淮巡抚的辖区。这比定官制更容易,原封不动地转一转手就可以了。

因势利便,亦由江苏的建制与他省不同。他省都是一省一藩司,唯独江苏有两个,一名江苏藩司,随江苏巡抚驻苏州,一名江宁藩司,随两江总督驻江宁。江苏藩司管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及太仓直隶州、海门直隶厅。江宁藩司亦管四府,江宁、淮安、徐州、扬州,另辖两个直隶州,南通、海州。泾渭分明,久如划疆而治。如今在长江以北设巡抚,与苏松常镇的关系浅,而与江淮徐扬的关系深,所以,“应将江宁布政使及所辖之四府二州,全归管理。巡抚所驻,即为省会。江宁布政使应随总督仍驻江宁,总督在江南,巡抚在江北,既无同城逼处之疑;江宁六府前隶苏抚者,即改隶淮抚,亦无增多文牍之扰。”

写到这里,瞿鸿玑自觉这番更张,解消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得意之余,奋笔直书:“不必添移一官,加筹一饷,而行省已建,职掌更新,建置合宜,名实相符。”他这样自夸,同官亦纷纷表示赞许,于是在封印以后的十二月二十二,明文颁发上谕,如奏施行,并规定新建行省,由两江总督兼辖。

消息一传,江苏的京官奔走相告,哗然惶然,新年团拜,无不以此为话题,大致愤慨,决定上疏力争。其时江苏京官名位最高的是两个状元,一个是同治元年壬戌状元,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徐郙,嘉定人;一个是同治十三年状元,都察院左都御史、南书房行走陆润庠,苏州人。徐郙年纪大了,不愿多事,便由陆润庠领衔出奏。

江苏人,尤其江南的江苏人,最不满的是将江苏无端分隔为两省。譬如前堂后轩一座成格局的住宅,忽而为人封闭中门,割去了一半,门面依旧,堂奥已浅,自然不能甘心。不过,这层理由,列为有“关系者三”。第一有关系是“江淮、江苏,若合为一省,则名实不符。昔有控扼两省设为重镇者,如国初偏沅巡之例,至一省两抚,向无所有。现在湖北、云南本有之巡抚,甫经议裁,而江南一省忽然添缺,未免政令分歧。”

其次,“苏淮若分两省,则要政首在定界。自古经划疆里,必因山川阨塞,以资控制,设险守国,盖在无事之时,溯自苏皖分省,亦非复旧时形胜,而苏省跨江,尚有徐淮得力,据上游之势。今划江而治,江苏仅存四府一州,地势全失,几不能自存一省,较唐之江南道,统州四十二,宋之江南路,统州十四,亦复悬殊。”

“惟南宋浙西一路,仅有三府四州,此偏安苟且之图,非盛朝所宜取法。至巡抚藩司,专管地方之事,例驻省城,今设省清江,舍临江扼要之名城,就滨河一隅之小邑,似亦未甚得势。”

接下来的“其有关系者三”,其实是最有关系的一个理由,即为省分的大小,省大不在幅员,而在户口,户口繁密,税赋旺盛,地小亦为大省,倘或地广人稀,幅员虽广何益?但户口繁密,总亦须有地可养,过于局促,施展不开,亦不能其为四方观瞻的大省。江苏之不宜,亦不应分割,由此处着眼,自然振振有词。

这段文章,先由规制讲起,论省分之大小:“国朝经制,分省三等,盖因户口之多寡,亦视幅员之广狭。各行省中,惟山西、贵州两小省,幅员最狭。今苏淮分省,江淮地势较宽,仅及中省,江苏则广轮不足五百里,较山西、贵州,殆尤褊小,势不能再称大省。”

江苏不成其为大省,后果如何?简单明了地说:“若改为小省,则一切经制,俱需更改,而筹饷摊款,尤多窒碍。”所谓“一切经制,俱需更改”,首先是吏部签分候补人员,江苏便容纳不了那么多!而最厉害的是:“筹饷摊款,尤多窒碍”这八个字,因为朝廷若有征敛,不管是额内正用如练兵经费等款项的筹措,或者临时需要集资,如慈禧太后万寿,举行庆典,各省被责成必须依限缴纳的“摊款”,江苏总是高居首位,即以江苏膏腴之区,而又为大省,怎么样也推托不了。如果江苏改为小省,则前面已经说过,“因户口之多寡,亦视幅员之广狭”,虽为膏腴之区,无奈幅员太狭,尽可据理力争。

其“有关系者四”,说来亦是气足神定:“漕运总督所委漕务人员,皆系地方官吏,又有屯政军政与地方相附丽。定例兼管巡抚事者,所以重其事权,初不责以吏治。”这是隐然驳斥漕运总督兼有巡抚职责之说,以下便正面谈到,江宁藩司,力足以顾江北。“淮徐之去江宁,远者仅数百里,不为鞭长莫及。而三府二州之地,特设两道一镇,固已控扼要区,布置周密。其地方要政,向由藩司秉承总督,以为治理,历久相沿,未闻有所荒脞。今之改设,似出无名。”

“无名”犹在其次,难在执掌权限,有所冲突。“若江宁办事,悉仍旧贯,则江淮巡抚,虚悬孤寄,徒多文移禀报之烦,无裨吏治军政之要。”

行文到此,下面这段结论,自然掷地有声:“江苏跨江立省,定制已久。疆宇宴安,官吏无阙。朝廷本无分省之意,江督亦无废事之虞。顾以裁漕督而添巡抚,而设巡抚而议添行省;办法既超乎倒置,定章必归于迁就。”

以下引用同治三年御史陈廷经条陈“变通疆舆”,曾国藩驳倒此举有两句警语:“疆吏苟贤,则虽跨江淮,而无损乎军事吏事之兴。疆吏苟不贤,则虽划江分治,而无补于军事吏事之废。”

其时江南初定,一切庶政颇多兴革,大致地方督抚自己认为可行,往往先付诸施行,然后奏报朝廷,皇帝批个“知道了”,或者“该部知道”,便成定案。

但如陈廷经此奏,是少数慎重处理的大政之一,奉旨先交两江总督曾国藩等,“酌度形势,妥筹具奏”。

曾国藩主稿的复奏,亦是十分经意之作,引据古今,斟酌至当,才得出一个“此等大政,似不必轻改成宪的结论。”

陆润庠领衔的这个折子,特为引述这段往事,恭维当时君臣:“仰见廊庙之虚怀,老臣之深识”,认为前事不远,可备稽参。

结论是要求重议。政务处奏定的会议章程,共计七条,第二条规定:“查内政之关系者,如官制裁改,新设行省等类,由各衙门请旨会议,或特降谕旨举行。”与此正相符合,所以奏折上很委婉的说:“立法期于必行,更制亦求尽善。可否援照新章,恭请饬下廷臣会议,并饬下沿江督抚一体与议,复奏请旨遵行,俾见朝廷有博采群言之美,无轻改成宪之疑。臣等籍隶该省,情形稍悉,不敢有所见而不言,谨缮折具陈,不胜待命惶悚之至。”

奏折一递,当然发交军机。奕劻事先虽有所闻,只当江苏京官是因为无端失地而不满,可以用一顶大帽子把他们压了下去,及至细看原折,头头是道,不由得愣住了。

其余的军机大臣,传观了这个折子,亦都面无表情,唯有瞿鸿玑,不便装聋作哑,想一想,大声说道:“江淮设省,原是为了漕督已裁,地方不可无大员主持,事非得已,江苏京官应该体谅朝廷的难处。如今明诏已发,通国皆知,何况漕督亦已改授为淮抚,朝廷莫非还能收回成命?”

“只有暂时压一压再作处理。不过,”奕劻问道:“上头问起来,该有话交代。”

“上头问起,我有话答奏,只要江苏京官不闹,慢慢儿可以想法子。”

“子玖,”奕劻问:“请你告诉我,这个法子怎么想?”

“无非顾全朝廷的威信,慢慢儿想法子补救。”

“好!”奕劻想得了一个办法,“你我分任其事,上头问道,请你担当,江苏京官,我去想法子安抚,请他们别闹。”

“是了,我听王爷的吩咐。”

于是带着原折进见,慈禧太后第一件事就是问这一案。

“他们的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她说:“当初是办得太草率了一点。”

“是!”奕劻回头望了一下。

“原折自然言之成理,不过有些话是避而不谈。江淮一带,南北要冲,民风强悍,从前是出捻子的地方。漕督、河督两标兵,加上淮扬镇总兵的各营,亦不见得能应付得了,如今漕督一裁,漕标移撤,江淮之间,伏莽四起,将成大患,所以不能不设巡抚镇守。至于江苏虽分割为两省,就两江总督而言,仍是整体,一切钱粮征派,应该不受影响。地犹是也,民犹是也,倘以省分大小为借口,对征派故意推诿规避,其心就不可问了!”

这番振振有词的话,慈禧太后觉得亦很不错,便即问道:“且不说谁对谁错,江苏京官既然有这么一个奏折,总得处置才是!”

“是!”瞿鸿玑答说:“原折亦只是奏请会议商酌,并饬沿江督抚一体与议,本来亦是件从长计议,一时急不得的事!”

“好吧,你们先商量着看。”

一件大事,就这么轻描淡写地让瞿鸿玑暂且敷衍过去了。

接下来便是奕劻去安抚江苏京官了。

他是采取的擒贼擒王的办法,传个帖子专请陆润庠吃饭,不提正事。饭罢又看奕劻的收藏,到得起更时分,陆润庠起身告辞,奕劻方始问道:“凤石,我想起件事,你们递那个折子,是怎么打算着来的?”

“王爷明鉴,兹事体大,总期斟酌至善,庶无遗憾。”

“诚然,诚然!不过,凤石,我要请教,如果你我易地而处,我该怎么处置?”

这句话将陆润庠问住了,想一想答说:“似乎不能不召集会议。”

“召集会议的上谕怎么说?要皇上认错,收回成命?”

这一问不难回答!“召集会议就是。不一定要见上谕。”

“是了!谨遵台教。”奕劻拱拱手说:“凤石,咱们就此约定,会议我一定召集,上谕可是不发了!”

“是!”

“只怕贵省有人等不得,又递折子来催,如之奈何?”

“请王爷释怀,王爷肯全我江苏疆土,大家自然耐心等待,我回去告诉同乡就是!”

“好!请你务必都通知到,尤其是贵省的那班都老爷,我实在惹不起。”

陆润庠笑了,忍不住说一句:“王爷大概吃过都老爷的亏!”

“不谈,不谈!”

彼此打个哈哈,一揖而别。

         ※        ※         ※

克鲁巴特金自辽阳撤军后,屯守浑河,当旅顺陷落时,正好有一团哥萨克骑兵开到,为了振作士气,他决定以这一团骑兵作一次奇袭。

选定目标是牛庄、营口。克鲁巴特金用了一条声东击西之计,佯攻“辽西中立地”。清军助日攻俄,已成公开秘密,俄国且曾不断提出照会抗议,而外务部及北洋皆不理,所以俄军之攻辽西,被视为兵败迁怒常有之举,日本亦不以为应该加强戒备。

奉命守辽西的马玉昆,却不免胆战心惊,正规军不能渡河至辽东,唯有利用一称“正义军”、一称“民团”的冯麟阁等人,以牛庄、海城以东的山地设防据守。此地名为千山,冈陵起伏,地势很好,但民团的火力不足,要想挡住以骠悍出名的哥萨克骑兵,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于是马玉昆的幕府中,有人建议设疑兵。用二十四辆大车,改装成炮车,自北而南,分布在千山的大小山头上。其实,只有最冲要的两处,设有老式的前膛炮,其余二十二辆大车上,摆的都是木制的野炮模型。

及至哥萨克骑兵,一阵风似地卷了过来,自然不等迫近,便开炮示威。俄军的前卫司令用望远镜一看,才知道部下已误入敌军炮兵阵地,急急下令后退。但不是退回原处,而是放弃了佯攻辽西中立地的任务,一脱出野炮射程,折而往南,由海城以北往西疾驰。守牛庄的日军猝不及防,很吃了些亏。

接着,克鲁巴特金动用八万兵力,攻日本第一军于辽阳附近的黑沟台,日军调第二、第四、第八师团增援苦战,才能守住原来的阵地。

经此两仗,日俄两国都调大军驰援,俄国集中了可调之兵,总计四十万,日本已倾巢而出,与俄军相差无几。三十多万兵,分为五个军,旌旗相望,自东北至西南的战线,绵亘数百里之遥。

光绪三十一年的元宵节,日军发动总攻,以精锐的第五军攻沈阳之东的抚顺,以拊其背,另遣第一军渡沙河,为第五军接应。正面则由第二、第四军,自辽阳往北攻击。克鲁巴特金误认日军的主力,分兵大半,北向击敌,同时坚守正面。南北两阵地,打得都不算坏。

谁知攻旅顺元气大伤的第三军,重整旗鼓,绕出俄军西北,直扑沈阳以西的新民,手到擒来,然后疾驰而东,在铁岭以南割断了铁路。

这一下,克鲁巴特金才知道已为敌军大包围,急急下令突围。于是日军先得旅顺,后入沈阳,这一场大会战历时二十天,俄军死伤九万有余,日军损失亦不相上下。

然而战事并未结束,克鲁巴特金兵败被黜,左迁为第一军团长,总司令用李尼维齐接任。日军则乘胜进据开原、铁岭,但强弩之末,无力再进,彼此成了僵持的局面。

其时报章喧腾,都道日本的民心士气,如何兴奋激昂,在奉天的日军,必将乘胜而北,直捣俄京。此时中日休戚相关,京中的士大夫跟日本的人民抱着同样的想法,以为东三省收回在即,如何料理善后,应该及早筹划。于是军机处奏请,派署理户部尚书赵尔巽,到天津跟袁世凯先作初步的商谈。

抱着满腔热望的赵尔巽,兴冲冲到了天津,跟袁世凯一见了面,提到报上的那些话,见他是无动于衷的神气,赵尔巽不由得泄气了。

“次翁,”袁世凯说:“日本的胜局已成,诚然!若说直捣俄京,那是痴人说梦,而且战事一时不能结束。”

“何以战事还不能结束?莫非俄国还不服输?”赵尔巽问道:“日本纵不能直捣俄京,逐俄军出东三省的力量,绰绰有余,俄国难道看不出这一点?”

“俄国的看法不同,日本当政者跟百姓的看法又不同。日本陆军损失惨重,虽非强弩之末,可也动弹不得了,起码要几个月的休养整补,才能重整旗鼓。如今急于求和的,倒是日本,而非俄国。”

赵尔巽益发诧异,不信地问:“日本想求和?”

“是的。”袁世凯清清楚楚地答说:“日本的重臣都主张适可而止,及时谋和,明治天皇召开御前会议,打算请美国出来调停。不过,日本的民气方张,这些决定,一时不便宣布而已。”

“有这样的话?”赵尔巽好半晌作声不得。

“俄国不服输,当然亦有他自己的盘算。陆军,日本已无力再进,而俄国还有后备队可调;海军,俄国的第二、第三两支舰队,至少有五十条兵舰,从波罗的海往东调,要跟日本海军见个高下。次翁,莫听报上的浮议,俄国并非一败涂地。”

“照此而言,战事结束,遥遥无期?”

“反正不会近就是。”

“那么,咱们收回东三省,亦是可望而不可及罗?”

“‘可望而不可及’这六个字,形容入妙。不过,凡事豫则立,倘有大才如次翁这样的能先衔命出关坐镇,将来在接收方面,就会方便得多。”

“是的!”赵尔巽深深点头,接着又问:“慰翁,我是不是就拿你这番话,据实复命?”

“是!是!烦次翁面奏,东三省是本朝发祥之地,我决不敢掉以轻心。”

         ※        ※         ※

果然,赵尔巽回京不久,驻日公使杨枢、驻美公使梁诚,分别有密电打回来,日本已将愿与俄媾和的意向,告知美国。而美国的罗斯福总统,认为做调人的时机尚未成熟,不愿贸然出面,只是发布了一个声明,劝日俄直接谈和,同时要求日本维持满洲门户开放,并将主权交还中国。

这些消息与袁世凯的话相印证,情势已相当明了,收回东三省确是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但有美国声明中的仗义执言,收回东三省似乎也有把握。慈禧太后及军机大臣,都象服了一粒定心丸,且不管东北,先管东南。

         ※        ※         ※

奕劻实践他的诺言,主张裁撤江淮巡抚,但支持出自袁世凯而由署理江督周馥出面所奏的建议,另设统兵大员镇慑枭盗。上谕中说:“现据各衙门说帖,改设巡抚,诸多不便,拟改设提督驻扎者居多。复经查核周馥所奏,亦以分设行省,不如改设提督驻扎为合宜。该署督身任两江,更属确有所见,拟请即照该署督所请,改淮扬镇总兵为江淮提督,文武并用,节制徐州镇及江北防练各营。”

江淮提督之设,既然重在镇慑枭盗,自必加重法治,因而又规定,“以淮扬海道兼按察使衔,凡江北枭盗重案,应即时正法,军流以下人犯,归其审勘,毋庸解苏,以免迟滞。似此江北文武均有纲领,江淮巡抚一缺,自可无庸设立,旧有漕标官兵,即作为提标,以重兵力。惟淮、徐各属,向为盗贼出没之区,现既裁撤巡抚,改设提督,应即令该署督将营伍重新整顿,认真训练,以重地方。其余未尽事宜,应由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悉心酌议,分别奏咨办理。”

这道上谕拟得不甚高明,支离含糊,条理不清,加以这天正碰上慈禧太后情绪不佳,因而大挑毛病。用字不妥的,自然即时改正,办法有出入的,便很费一番口舌了。

“怎么叫‘文武并用’?”

为了“文武并用”四字,在军机处便起过一番争执。“提督”的全名是“提督军务总兵官”,尊称“军门”,依绿营编制,为一省最高的典兵官。品级与总督、驻防的将军相同,都是从一品,但身分职掌不但不能比总督、将军,甚至连从二品的巡抚都不如。因为总督、巡抚照例带兵部尚书、兵部侍郎衔,掌管军政,便可节制武将,提督见了比他低两级的巡抚,亦须“堂参”,更无论总督。

总督、巡抚照例又带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身分等于都察院的堂官,提督若有不听指挥,不遵调度情事,可以指名参劾。封疆大吏参属下文官,容有不准之时,如参武将,那怕是戴红顶子的提督、总兵,无有不准的。为此同治六、七年间,捻匪初平,宿将纷纷解甲,如已封男爵的直隶总督刘铭传坚卧不起,就因为觉得武职官太委屈的缘故。

如今说是提督可以文武并用,在瞿鸿玑看,即等于文武不分,身分相等,是屈辱了文官,就象徐世昌以翰林带狮子补那样,不伦不类,自贬身价,所以提出反对。

这“文武并用”的主意,是袁世凯想出来的,作用是:首先,幕僚中知兵的文士,亦可放出去自张一军;其次,提高武职官的身分,亦就等于提高他这个并无功名,几同行伍出身的总督的身分。有此两层重要关系,所以奕劻坚持原议。瞿鸿玑虽蒙慈禧太后赏识,到底敌不过奕劻是军机领班,只得让步。

此时慈禧太后亦以此为问,瞿鸿玑自是暗暗称快,侧耳听奕劻答奏:“文武并用,不拘资格,调度比较灵活,亦容易奖进人才。”

这“不拘资格”四字说坏了。“任官当差,岂可不讲资格?”慈禧太后问道:“文武异途,各有所长,混杂不分,将来要整顿吏治就吃力了!”

“回皇太后的话,”奕劻的口才亦不坏,从容说道:“文武异途,是因为从前的武将,大多行伍出身,目不识丁,所以不能混杂。自新建陆军以来,将弁都是学堂出身,留学东西洋的亦不少,不比从前的武官。如今整军经武,为了鼓励人才从军,似不妨量予优容。再者,各省练兵,主事者虽为武将,每每以道员任用,名实不副,无如文武并用,量才器使,反倒比较切实。”

这番话不易驳倒,慈禧太后以不再往下谈作为默许,但另外又挑了一个毛病,“江淮提督的辖区是那些地方?”她问。

“西起徐州,东到海边,都是江淮提督的辖区。”

“海州不包括在内?”

“包括在内。”

“海州是直隶州,既然包括在内,就不该叫做江淮提督。”

慈禧太后振振有词地质问:“这不也是名实不副吗?”

奕劻语塞,唯有碰头。于是瞿鸿玑向上说道:“江淮提督名不副实,似乎可以改为江北提督。”

“对了!”慈禧太后是嘉许的语气:“这个名称就醒豁了。”

这一关总算过去了。紧接着江淮巡抚裁撤改设江北提督的上谕之后,先以淮扬镇总兵署理江北提督。过了几天,奕劻奏请简派练兵处军政司正使,候补道刘永庆署理江北提督,赏给兵部侍郎衔,所有江北地方镇道以下,均归节制。武能管总兵,文能管道员,无异别设一巡抚。此人是袁世凯特保过的,自然算是北洋一系,袁世凯的势力,彰明较著地伸入了两江地界了。

         ※        ※         ※

俄国的第二、第三两支舰队,自波罗的海绕好望角东来,到处不受欢迎,最后在黄海游弋,打算着俟机遁入海参崴。

日本的海军司令东乡平八郎,看出这两支舰队的动向,由黄海入日本海到海参崴,必须经过朝鲜与日本九州之间的对马海峡。而九州西南方的佐世保、长崎、鹿儿岛,皆为海港,可以停泊巨舰,稍后的福冈与广岛,又为兵站。因此,东乡平八郎以逸待劳,决心一举击溃俄国海军。

俄国的两支舰队,有家归不得,十分焦灼,如果入东海,绕日本东面回海参崴,行程太远,燃料、粮食无法支持。迫不得已只有冒险越过朝鲜济州岛北向航行,进入对马海峡,战舰、巡洋舰、海防舰、驱逐舰及补给船等,大小二十九艘,首尾相接,以全速鼓轮北上。

于是日本海军倾全力截击,日夜两战,俄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司令官海军中将罗哲斯特温斯基投降,而日军仅损失水雷艇三艘,同时日本并派兵占领了北海道以北的库页岛。

日军的战果颇为辉煌,但俄国的陆军,正自西伯利亚铁路,陆续增援。在俄无胜日之望,日无续战之力的情势下,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双方议和的时机趋于成熟,因而世面调停。日本首先响应,俄国亦终于接受劝告,约定在美国的朴次茅斯举行和议。日本派全权代表是外务省大臣小村寿太郎,俄国则以总理大臣为全权,正就是那个玩弄李鸿章父子于股掌之上的威德。他一到美国就发表先声夺人的声明:“俄国所损失的,不过是殖民地,并不影响本国的安危。日本的要求,如于俄国国威有损,决不承认。”及至罗斯福亲自陪两国全权,乘“五月花”号游艇,到达朴次茅斯开议,威德又宣示俄皇的勅令:“不割寸土,不赔一卢布为坚持到底的原则。”因此,和议几度濒于破裂。

在会议席上,威德咄咄逼人,小村忍不住出言讥刺:“听阁下的发言,仿佛是战胜者的代表。”威德立即回敬:“此间并无战胜者!因之,亦无战败者。”日俄朴次茅斯条约,确实证明了日本未胜,俄国未败,除了转让东三省的利益之外,俄国唯一的损失是以北纬五十度为界,割让库页岛南部与日本。但附带约定,两国不得妨碍宗谷海峡及鞑靼海峡的航行,日本亦不得在南库岛构筑任何军事设施。

         ※        ※         ※

当日俄酝酿谈和之时,从天津到南京城,冠盖往来,有好些大事正在发端。

这些大事都属于新政。从辛丑回銮以来,花了三四年的工夫,慈禧太后才被说服,实行新政为奋发图强的不二法门。但新政经纬万端,有些可以不受局势的影响而逐步推行的,如广设学校、振兴商务等等,而有些经世立国的大计,非局势相当稳定,不能举办。

如今日俄战争行将结束,东三省的收回,在美国的支持下,似更有把握。所以军机处、北洋大臣衙门、湖广总督衙门都大忙特忙,定方针、拟条陈、立计划,函电交驰,一些被有意、无意所搁置的大事,开始发动了。

不过,在发动这些大事之先,估量前途,各有各的看法,也各有各的顾忌。袁世凯与张之洞的看法接近,实行新政,首须排除障碍,如王文韶在位,彻底废除科举则不可能,因而士林多观望之心,学校难期普遍设立。结果是王文韶被开去军机大臣的差使,而徐世昌因为瞿鸿玑对他的印象还不坏,在奕劻的力保之下,成了“打帘子军机”,在军机大臣中“学习行走”,并署理兵部左侍郎。

另有些人,主要是一班亲贵及满汉之见甚深的人,对袁世凯的疑忌,日深一日,但有奕劻为他暗则撑腰,明则揄扬,动辄问说:“去了袁慰庭,谁能替他?尤其是练兵,更少不得此人!”这话很能塞人的口,想来想去,唯一的善策,是找一个可以接替袁世凯的人。当然,这个人要从旗人中去找。

于是,日本士官第一期出身的铁良,得以脱颖而出。先由未任实缺的道员,一跃而为户部右侍郎,上年四月转任兵部左侍郎,不久便奉到密旨,在自京至江苏各省中,清查库藏及武备。此行历时半年,经过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六省,所至之处,盘查藩库,校阅营伍,附带考查炮台、水师及武备学堂,回京复命时,上了一个数万言的奏折,细陈各省军队的实况,从慈禧太后到兵部的司官,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拖沓琐碎的奏折看完,但有这样一个印象:铁良办事很认真。

此外,对于各省的收支,亦有详细奏报,且有整顿税收的建议。最有关系的是,奏请两湖设在宜昌的土膏税捐局,改组为两湖、两广、江苏、江西、安徽、福建的八省土膏总局,征收土产、鸦片的统捐,“一税之外,听其所之”,如非“落地销售”,不另征税。较之以前的厘金,逢关过卡,节节抽收,轻得太多。税轻则私减,税收必可大增。练兵处奏定,各省只照未设土膏总局以前的额数提拨,溢收之数,专案存贮,作为练兵之用。

因此,铁良又予亲贵一个印象:不但知兵,亦善理财。这便可以赋练兵筹饷的重任,将来取袁世凯而代之。所以紧接着徐世昌的任命以后,慈禧太后派铁良署理兵部尚书,与徐世昌会办练兵事宜,而且已内定派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除此以外,还有些紧要的差缺调动,最令人瞩目的,一是赵尔巽外放为盛京将军,准备接收东三省,一是八省土膏总局总办,简派贵州巡抚柯逢时充任。

这个职位,一望而知是日进斗金的好差使。在铁良的原奏中说:“总办八省税捐,责任綦重,现充该局总办补用道孙廷林,虽称熟悉情形,究恐难资统摄,应请特派大员管理。”话虽如此,总以为所谓“大员”也者,无非外任监司、内任京堂的三品官而已。因此,自问有此资格的人,纷纷活动,削尖了脑袋往上钻,却未想到会落在当过封疆大吏的柯逢时头上。

原来其中别有作用。这柯逢时是光绪九年癸未的翰林,字逊庵,湖北武昌人,做京官时是个正人君子,但一任陕西学政,再迁两淮盐运司,素行顿改,揣摩风气,多用心计,参劾属员。条举新政,一时有能员之称。因此,岑春煊一到任,将广西巡抚王之春撵走,朝廷即以柯逢时继任。

其实岑春煊移节广西,指挥剿匪。“督抚同城”往往势如水火,何况是岑春煊当总督?

岑春煊当然不会将柯逢时放在眼里,遇事独断独行,根本就没有巡抚参与的余地。柯逢时心想,广西巡抚不比广东巡抚,自己的权柄无端为岑春煊所夺,这口气实在有点咽不下,一直在找机会,想办法,要给岑春煊一个难堪。

办法想出来了。岑春煊是贵公子出身,尽管动辄参劾属下贪污,他本人只是不拿钱回家,起居享用,并不委屈。行辕中经常有宴会,亦经常传戏班子以娱宾客。

柯逢时便是在这件事上想出来的办法。有一天遇到岑春煊传戏,他亲自带着抚标兵丁,守在路上,戏班子经过,问明去向,即以“时值用兵,益禁戏剧”的理由,勒令戏班子中途折回,岑春煊得知消息,气得暴跳如雷,可是一时竟无计可施。

睚玭之怨必报的岑春煊,由此开始,多方面打听柯逢时的劣迹,准备拿住把柄,狠狠参上一本,不但革职,还要查办,不但查办,还要下狱,方解心头之恨。

照他的估量,柯逢时必有贪墨之行,因为他在未调广西巡抚以前,曾以江西藩司署理过十一个月的巡抚,政声甚劣,相传他离任时,江西人以一联一额赠行,对联集句:“逢君之恶,罪不容于死;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平头嵌“逢时”二字。横额则是大声疾呼,群起而攻:“伐柯伐柯!”骂得刻毒,足以解恨。又有人说,这一联一额出自王湘绮的手笔,柯逢时对他,亦犹如岑春煊之于柯逢时,恨之刺骨而无可如何。

但是,在广西竟抓不住他的把柄,于是有人为岑春煊解嘲:“柯逊庵震于大帅的威望,想贪不敢贪。节杖所至,真足以廉顽立懦。”这话自然能使岑春煊得意,但还是饶不了柯逢时,在奏报军情时,夹了一个附片,说柯逢时“遇事执拗,不达军情”,人地不宜,奏请开缺。这与贪污渎职不同,只能调任,不能处分,便拿他与贵州巡抚对调。广西是中省,贵州是小省,这一调无形中等于作了惩罚,在岑春煊当然快意,而柯逢时则大感委屈,因而托病不肯到任,却携了在江西所积的宦囊,远游京津,由同年荣庆的介绍,搭上了奕劻的一条线。不过,他之能够巴结上这个多少人垂涎的好差使,一半固得力于对奕劻的孝敬,一半却由于他胆敢捋岑春煊的虎须,袁世凯认为应该奖励的缘故。

         ※        ※         ※

就在上谕:“大学士王文韶,当差多年,勤劳卓著。现在年逾七旬,每日召对,起跪未免艰难,自应量予体恤,着开去军机大臣差使,以节劳勚。”的第三天,由袁世凯领衔,会同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周馥,联名入奏,请于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接着,下了一道上谕:“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而救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诹询,悉心体查,用备甄采,毋负委任。”

旨意中不提宪政,袁世凯等人奏请立宪的原折亦留中不发,朝廷的意向就很明显了。好些自命识时务的功名之士,为了东西洋的立宪政体,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继以立宪所获致的实效,买了好些书日夜钻研。“虚君制度”、“责任内阁”、“上下院议员”、“行使同意权”等等名词,琅琅上口,满以为重臣会奏的折子一发抄,必是广咨博议,那时应诏陈言,平步青云,富贵可期。如今是都落空了。

幸好,上谕中有“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的话,可见朝廷对遣官考查政治,视作经常应办之事,不论如何,出洋去走一趟,总是好事。所以仍旧有些人很起劲,上条陈、上说帖,都在“洞达原委”这句话上大作文章。奉派考察的四大臣的书桌上,无不堆满了这些文章。

可是没有一个人肯下工夫去细看,因为都知道朝廷此举,是搪塞民意,根本没有什么“还政于民”的打算。那些“离经叛道”的文字不看没有事,看了难免印入脑中,一不小心,形诸口头,尤其是在奏对之时,更为不妙,所以是不理会的好。

因此,这一下各有各的打算,有的是巴结差使,有的为了长身价,有的志在广见闻,其中端方是想到海外去搜购古董,而载泽则另有深心。

原来自载沣赴德谢罪归来,谈起瀛海之游的见闻,亲贵中都憬然有悟,欧洲的王室,安富尊荣,长享太平岁月,都有一套维系地位的巧妙手段,譬如德国是由亲贵典军,将兵权抓在手里,才能保证政权于不坠,所以载沣已经奏明慈禧太后,将他的两个胞弟,老六载洵、老大载涛,送到德国去留学,一个学海军,一个学陆军。

除此以外,当然还有别样方法,但非实地考察,不能明了。考察又非与王室交游,不能悉其底蕴,而交游必须地位相当,是故非派亲贵不可。但派到载泽,却别有缘故。

载泽是疏宗——圣祖第十五子愉郡王胤禑,四传为

“奕”字辈,其中有个奕枨,有七个儿子,顶小的就是载泽。幼年随母入宫朝贺,以偶然的机缘,颇得慈禧太后的怜爱。其时,“老五太爷”惠亲王绵愉的第四子奕询病殁无子,慈禧太后便指定以五服之外的载泽,为奕询的继嗣。

这一来立刻就有好处。因为载泽的爵位,照宗室封爵之例,最多只得一个“奉国将军”,服饰同于三品武官,是所谓“闲散宗室”,一为奕询的嗣子,袭爵为辅国公,入于“王公”之列,身分便大不相同了。

到得光绪初年选秀女时,载泽更蒙慈禧太后赏识,指婚都统桂祥之女,成了皇帝的连襟,皇后的大姐夫,也就是慈禧太后嫡亲的内侄女婿,关系更自不同。

载泽的婚期在光绪十三年四月十九,佳礼以前已得知本生父奕枨病重,危在旦夕,可是载泽不敢奏请改朝。及至喜事正日,这面抬进花轿,那面贴出殃榜,奕枨就死在这一天,而吉期不改。一时贺喜的汉大臣如翁同龢等,诧为闻所未闻奇事,而慈禧太后却说他“孝顺有良心”,越发另眼相看。这一次派出洋,在慈禧太后是替他混个资格,预备要好好用他了。

         ※        ※         ※

考察政治四大臣变成五大臣,辅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以外,另外又加了个商部右丞绍英。

选随员、定旅程、办行装、定船票,一切齐备,八月十九请训,二十六黄道吉日启程,乘火车南下,预备在上海坐太古轮船放洋。

铁路局预备的专车一共五节,前面两节供随员乘坐,第三节是五大臣的花车,第四节仆役所乘,最后一节装行李。一大早就在前门车站,八点刚过,送行的人陆续到达。首先到的是徐世昌,接着是绍英、端方、戴鸿慈,最后到的当然是载泽。

送行的人自然分成三等,第一等是王公大臣,上花车寒暄,“一路顺风”、“旅途保重”,说过了下车,川流不息地此来彼往;第二等的站在车窗外的月台上,得便才能赔笑跟五大臣表达送行之诚;第三等的便只是远远站班,但望车中人能一顾盼,发觉他也来送别,便不虚此行了。

“各位大人!”专车的车长在花车门口高喊:“专车准九点钟开,还有一刻钟,送行的大人们请下车吧!”

此言一出,红顶花翎来送行的人,纷纷下车,而前面的随员,后面的仆役,或者巴结上司,或者伺候主人,便纷纷涌向花车。前面还好,后面却有载泽所携的侍卫,守住车门。有个瘦瘦小小、三十来岁的汉子,身穿蓝布薄棉袍,足登皂靴,头上戴红缨帽,两手虚虚护着腰间,正待跨过两车相接之处的铁板,为侍卫拦住了。

“你是干吗的?”

“徐大人的跟班。”那汉子是安徽安庆府的口音。

“这会儿快开车了,别往里挤吧!”

“不行啊!我家大人会找我。”那汉子说:“刚才我上错车了。”

后面这句话令人不解,“你该上那一辆车?”侍卫问。

“自然是花车,我得跟着我家大人。”

“那么,刚才怎么不跟了上去呢?”

“月台上人多,挤散了。”

侍卫起疑了,瞪着眼一打量,指着他腰际问:“你怀里揣着什么?”

一语未毕,“哐啷”一响,倒退车头接上了车厢,力量猛了些,五节车一齐大震,“哐啷啷”一连串的响声。站着的人都立脚不住,侍卫已倒向那人身上。就这时砰然巨响,车厢顶上开了花,硝烟之中飞起来碎木片、鲜血、断手、断足,哗啦哗啦地落在车厢顶上,好一会才停。

五大臣魂飞天外,载泽用一只受伤的血手,摸着自己的脖子问:“我的脑袋呢?”

         ※        ※         ※

此行当然中止了。五大臣之中,只有载泽、绍英受轻伤,死了三个五大臣的随从。刺客死得最惨,下半身炸掉了,却留着上半身,嵌在两节车厢之间。脸上血肉模糊,看得出一双眼睛鼓得铜铃似的。

刺客的姓名不知道。只是有内行指出,刺客所带的炸弹,简陋异常,并无引线,一撞即炸,所以有此结果。

“凶手是谁啊?”从慈禧太后到宫巷小民都在这样问,却无答案。而有个人,却非找到答案不可。

这个人叫赵秉钧,字智庵,直隶人,出身不高,据说幼年是官宦家的书僮。为人极工心计,且善逢迎,因而以一个佐杂官儿,为袁世凯所赏识,连连升官,五六年工夫就当上了道员。

他这个道缺叫作“巡警道”。辛酉之乱以后,袁世凯创办警政,由天津推及京城,收编聂士成的溃卒,训练成巡警,即由赵秉钧主持其事。

在京师的巡警,隶于工巡局,归肃亲王善耆管理,实际上是赵秉钧在当家。如今辇毂之下,有此用炸弹谋害大臣的情事发生,自然朝野震惊,非追究个水落石出不可,而居然连凶手的姓名都不知道!这件事如果没有交代,赵秉钧自知丢官是丢定了,所以亲自策划监督,寝食俱废地展开搜索。

幸而刺客的面目犹自完好,用药水洗净了,摄成照片,印了数百份,分发给所有的便衣侦探,到客栈、会馆、庙宇,以及任何可以作为旅客逗留之处去查、去问。

问来问去,终于问出结果来了。在桐城会馆有个小女孩,认出他就是在会馆住过的“吴老爷”,桐城的世家子吴樾。

于是,桐城会馆的执事被捕,带到工巡局,由赵秉钧亲自审问。这个执事自道叫吴士禄,从照片中认出吴樾的小女孩就是他的女儿。

“这吴樾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吴士禄答说:“同乡很多,没法子去问底细。”

“他平日来往的,有些什么人?”

“这吴老爷孤僻得很,没有什么朋友来往的。”

“哼!”赵秉钧冷笑一声,“你倒很够义气,同乡同宗,处处替人家瞒着。不过,义气两个字也不是那么容易得的,我叫你尝尝讲义气的滋味!”

说罢,吩咐行刑,最轻的一种,掌嘴五十。套上皮手套的五十巴掌,打得吴士禄满嘴流血,不能不说实话了。

“常来的是一位张老爷。八月二十五那晚上,跟吴老爷睡一屋,两个人悄悄谈了半夜。第二天一早一起出去,从此没有回来过。”

“是这个人不是?”赵秉钧取出一张从吴樾屋子里搜出来的照片,让吴士禄指认。

“不错!就是这位张老爷。”

“还有呢?”

还有一个“杨老爷”。吴士禄问过他的车夫,知道这“杨老爷”名叫杨笃生,湖南长沙人。现任译学馆教员,乃是户部尚书张百熙所推荐,但也常到军机大臣瞿鸿玑家。五大臣考察宪政,他也是随员之一。这样一个有来头的人物,将他牵涉入内,吴士禄认为可以惹上杀身之祸。所以斩钉截铁地说:“有是有,一两个,来过两三回,我不知道姓什么?”

见此光景,赵秉钧觉得不必再问。最要紧的是抓住这个关外口音姓张的人,他与吴樾悄悄谈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相偕出门,自然是一案共犯。抓住此人,真相自然水落石出。

于是拿这张照片,翻印了许多,分发各处悬赏查缉。天津探访局当然也接到了。

这个探访局的总办,名叫杨以德,原来是天津老龙头火车站的司事,职掌剪票。辛酉之乱,趁火打劫,很发了些财,一时官兴勃发,捐了个佐杂官儿,派到探访局当差。其时袁世凯正在大抓革命党,杨以德知道唯此邀功为升官的捷径,所以自己花钱,广布耳目,只要行迹稍微可疑,立即逮捕到局,动刑拷问,冤狂的虽多,真正革命党人死在他手里的亦不少。因此,大得袁世凯的赏识,不过三四年工夫,连捐带保升到了道员,当上了探访队的管带。及至探访队改组为探访局,杨以德居然拥有总办的头衔了。

由于久任车站剪票,一天不知道要看多少陌生面孔,因此杨以德养成一样特长,识人之面,过目不忘,只要看过这张脸,是胖是瘦,是圆是方,有何特征,立即深印脑中。在他的“签押房”里,书桌对面悬着好多照片,孙中山、黄兴、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等等,闲来无事,谛视不休,一面看,一面在想:“这里面只要抓住一个,三品堂官指日可待。”

从五大臣被炸一案发生,杨以德便已怦怦心动,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立功机会,所以早就派出人去,明查暗访,看看有什么行迹诡秘的人出现。及至姓张的照片到手,一经入眼,不觉狂喜,原来他已经查到了四个来历不明的人,在秘密监视,这姓张的便是其中之一。

杨以德有个得力的手下,是探访第三队的队长,姓麻,恰好又是麻子,因而麻麻子的外号,格外响亮。那四个来历不明的人,就归这一队监视,所以杨以德便找了他来问。

“你看!象不象姓余的?”

“象!”麻麻子答说:“余本强一定是化名。”

“现在还在不在?”

“怎么不在?刚才还有报告来,中午在侯家后的窑子里。”

“那还等什么?”杨以德问。

“不行!这家伙扎手,会把式,没有五六个人,动不了他。”麻麻子说:“而且腰里总是鼓鼓的,说不定也揣着个炸弹,逼急了一锅煮,抓不住活口,反饶上几个,不合算。”

“那么,你说该怎么办呢?”

麻麻子认为只可智取,到深夜出其不意,悄然掩捕,方能成擒。杨以德自然同意。这晚亲自出马,翻墙入内,将这个酒后酣卧的“要犯”从床上揪了起来。

“何必如此!”那人神色泰然地说:“我又不是鼠盗狗窃,跟你们走就是。”

“好!你是条汉子。不过,朋友,听说你手底下很来得,咱们只好先个人后君子了。”杨以德吩咐手下,将张榕双手反剪,外面替他罩上长袍,扶上车直驶探访局。

在杨以德的签押房中,姓张的坐着受审。他说他叫张榕,字荫华,抚顺土著,还是个汉军,累世充任福陵的“守护役”。他也承认跟吴樾是好朋友,知道他的一切计划。吴樾向主暗杀,这次进京本想不利于铁良,其后因为朝廷决定立宪,怕民心受了盅惑,不愿革命,所以改为向考察政治五大臣下手。

“八月二十五晚上,你们是不是谈了一夜?”杨以德问。

“是的。”

“第二天一大早一起出的门?”

“不错!”

“那么,行刺五大臣当然也有你的份罗!”

“不!”张榕从容不迫地否认:“没有我。我前一天劝了他一夜,不必用此手段,我那里会跟他一起去干这种傻事。”

“既然你知吴樾有这种计划,而且你也不赞成,那么,为什么不去自首呢?”

“那不是出卖朋友了吗?”张榕露齿而笑,态度轻松得很。

杨以德语塞。再问他炸弹的来源,张榕知道是译学馆教员杨笃生所制,却摇摇头不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