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选择了毛泽东》2.02 “农民运动的王”差一点被处死


八七会议制定了“四省秋暴计划”,即粤、湘、鄂、赣四省秋收起义计划。选择秋收起义,考虑到那时农民结束农忙,可以离开土地;选择粤、湘、鄂、赣四省,考虑到中共在这四省的基础较好。毛泽东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湖南,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熟悉农村,擅长领导农民运动。瞿秋白便曾这么称赞过,中国有两个“农民运动的王”《湖南农民革命》序言,汉口长江书店一九二七年四月版。,那就是彭湃和毛泽东。

毛泽东说过,中国四万万人口之中,农民占了三万万两千万以上,即占百分之八十,所以中国革命一定要依靠农民,发动农民。一九二六年,他在广州主持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九二六年底,毛泽东回到故乡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翌年三月中旬,他在武汉给中共中央写出了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文不仅在中共党内刊物上刊载,而且在汉口的《中央日报》上连载,甚至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亦以英文、俄文转载此文,足见此文在当时影响之广。此文被收录《湖南农民革命》一书,在汉口印行。瞿秋白称毛泽东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王”,便出自他为此书所作的序言。瞿秋白写道:“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瞿秋白当时对中国农民的统计数字与毛泽东略有出入)说话做事,到战线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八七会议时,彭湃在南昌起义前线,不久前往故乡广东海丰,组织海陆丰农民暴动。于是,农民运动的两个“王”,一个在湖南,一个在广东,开足马力干了起来。毛泽东是在八月十二日离开武汉,作为中央特派员,来到长沙的。八月十八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毛泽东出席了中共湖南省委会议,担任省委委员、常委。会议详细制定了湖南的秋收起义计划。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起草了《湖南致中央函》,表达了中共湖南省委的雄心壮志:

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以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集,第三百○三页。

这番话表明,毛泽东的头脑,最初也有点“热”。他不是神,最初也受着瞿秋白发“热”的头脑的影响。他在斗争实践中,慢慢变得冷静起来。何况,连他自己也在八七会议上说:“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当他还不是领袖时,他颇为尊重“领袖同志”。直至他后来觉察“领袖同志”的意见未必对,他就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毛泽东为了组织秋收起义,在湖南四处奔走。他从长沙来到了株洲,又从株洲前往安源。安源是煤矿工人集中之处,他要发动工人参加暴动。九月五日,他在安源写给中共湖南省委的信中说:“约定十一日安源发动,十八日进攻长沙。”《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这时的他,受“领袖同志”瞿秋白的影响,也想进攻大城市。

就在毛泽东从安源前往铜鼓县途中,他落入了敌军手中。这是毛泽东漫长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他差一点被处死!倘若不是他逃出了险境,中国的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就要另写了!据考证,毛泽东被捕的地点,是在湖南浏阳县和铜鼓县交界处的张家坊。

后来,毛泽东面对美国记者斯诺,如此饶有兴味地叙述他当时的“历险记”: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二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所幸毛泽东所遇上的是民团,不是国民党特务。这次死里逃生后,毛泽东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