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5.03 湖北出了个董必武


洞庭湖之南的湖南在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洞庭湖之北的湖北也在筹建之中——他们称作“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湖北的共产党领袖人物是董必武。他是中国共产党“四老”之一。这“四老”是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不过,董必武比何叔衡小十岁,只是何叔衡去世早,不然当称中国共产党“五老”。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畬,号璧伍。必武是他后来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时的化名,他竟以此名传世。董必武出生在中国一个不平凡的县——湖北黄安县。那儿本是大别山东段的穷地方。然而,“穷则思变”,那里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本营”:不仅出了两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董必武和李先念,而且出了二百三十三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这样,黄安县后来也就改名为“红安县”。董必武十七岁那年,中了秀才。二十八岁时,东渡日本,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在那里,他见到了孙中山,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一九一九年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他曾回忆见到孙中山时的情景:“先生……指示中国的出路,惟有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特别鼓励我们在失败后,不要灰心气短,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是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提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董必武:《回忆第一次谒见孙中山先生》,《新华日报》(武汉版)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日。

董必武从孙中山麾下转到马克思麾下,那最初是受了李汉俊的影响。

董、李本不相识。那是一九一八年三月,董必武担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的秘书,参与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夜,蔡济民突遭靖国军唐克明部队枪杀。董必武赶往上海,向正在上海的孙中山报告事件经过。董必武在上海住了下来。正巧,湖北省善后公会在上海成立,租了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五六七弄)路南的一处房子作为会址,并请董必武和张国恩主持会务。这样,董必武便在霞飞路渔阳里住了下来。

张国恩也是湖北黄安人,跟董必武一起赴日留学,一起加入中华革命党,是董必武的好友。他们一起住在善后公会。斜对面路北住的也是一位湖北人,名叫詹大悲。詹大悲与董必武早就相熟。他曾在一九一二年任国民党汉口交通部部长。后来亡命日本,加入了中华革命党。经詹大悲介绍,董必武结识了詹家的邻居。那位邻居也是湖北人,刚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归来,跟董必武一见如故。此人便是李汉俊。

李汉俊跟董必武谈苏俄,谈列宁,谈马克思主义,借给他日本版的《资本论入门》以及考茨基的著作。李汉俊使董必武从三民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诚如董必武自己所说:“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三六九至三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董必武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之路。回到武汉,他和张国恩等人商议办学,培养人才。他们设法筹集资金。董必武还把身上的皮袍脱下典当,以作办学经费。经过四方奔走,终于在湖北省教育会西北角、涵三宫街南面小巷里,办起了私立武汉中学校。这所中学后来成为湖北的红色据点。该校英语教员,名唤陈潭秋,成了董必武的密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