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君子相处淡如水，大人不记小人过；谦虚忍让又细心，爱憎分明永进取……
这是孙中山宽广的心胸。
我（即李石曾--编者注）加入同盟会是在法国。我同孙中山先生见面也是在法国，但我加入同盟会时，孙中山先生不在法国，是我的朋友张静江先生，在南洋做主替我向孙中山先生介绍参加同盟会的。所以，我加入同盟会，虽然是个人，事实上，还是群体。
我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先生是特许我免除一切手续的。张先生也没有完成全部手续，只填了部分的表。
当时同盟会的入会手续，相当严格复杂。这是因为当时的同盟会是一个秘密的革命团体，不能不防止秘密的泄漏的关系。但有许多条规定，防备太严，对于自信自尊，是一种损伤，同时也跟自由意志，不大配合。我个人和张静江先生对这些太严的规定像要对天发誓等都不大愿意。我们认为我们没有参加同盟会以前，已自动地在进行革命工作，不参加同盟会也一样革命，无须乎做这种没有必要的手续。同时，革命成功，我们也不要做功臣，入会不入会没有关系。
当时，张先生在南洋，跟孙先生洽谈入会手续，张先生填了些名字、籍贯、年龄等以后，表示下边的，有的不能做主替我填表，孙先生听了就很大方地表示可以准许免了我的一切手续。张先生不愿填的也免了。
我们当时主要的是反对对天发誓这一条。因为我们认为物质的天，没有上帝，用不着发誓。同时我们已经正在做着革命工作，用不着再发誓了！
孙中山先生宽大开明，不惜破格伸缩他自己定下的成规，这种恢宏的气度，是十分伟大的。
到了民国成立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期间，张静江先生和我对孙中山先生主持的国民党有一些意见不大符合的地方。
意见不符合的是由于看法不同，中国国民党是以中国为中心为立场，而世界社团是以世界为中心为立场。
当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英、美、法这一方面是代表自由民主的色彩，而德、奥这一方面是代表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强权主义的色彩。世界社团是永远站在自由民主阵营，而反对强权帝国阵营的，正如世界社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对日、德、意集团一样。
国民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策，是不参加战争。原因有二：一个是国内的关系，一个是国际的关系。
国内的关系是当时段棋瑞在国内执政，主张参战，站在英、美。法一方面。国民党认为段棋瑞是军阀内阁，借参战的名义扩张自己的武力，巩固自己的地位，名为参加民主自由集团，实际上是想侵害、铲除国民党的力量。所以反对参战。
国际的关系是当时德国知道段棋瑞要想参加英、美、法方面对德宣战以后，故意对国民党联络，表示好感，国民党不愿得罪德国，所以也反对参战。
但是，当时我们认为反对段棋瑞是一回事，在国际上站在自由民主的立场又是一回事，不能因为局部问题、事实问题，牺牲自己的原则、主张和宗旨。
我们有此不同的意见时，世界社团由张先生和我，国民党由孙中山先生和戴季陶四个人在上海有一次长谈，不能完全划一。寻常，政党内部发生不同的意见，都是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解决。我们对此亦有异议，我们要保持我们的立场和态度。
孙中山先生真是很伟大。他对我们说：“国民党的立场不能完全依照你们的意见来做，但，我也知道你们也不能完全依照我们的意见来做。你们要维持或发表你们的意见也可以，没有关系！”
因此，我用我的名义代表世界社团在北京《甲寅日刊》上登出启事，表示国民党虽然决定了不参加世界大战，但是我们不同意国民党的这种决定。我们保留我们的意见和态度。
寻常一般的政党的党员是不能这样做的，这样做是违反纪律，但我们与孙中山先生事前已有默契，所以这样做了。孙先生准许我这样做，可见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和开明。
吴稚晖、张静江两先生和我在同盟会和国民党里，一方面是正式党员，同时也可以说是党友。党员是要严格遵守纪律的，党友则尺度稍有不同了。
孙中山先生也很注意这些，在行动上和文字上处处都把我们当做友人看待。
孙中山先生在他写的《孙文学说》里，有一段曾这样写：“吾友李石曾留学法国，并游巴黎高氏之门，以研究农学而注意大豆，以兴开‘万国乳会’而主张豆食代肉食，远引化学诸家之理，近应素食卫生之需，此巴黎豆腐公司之于由起也。”从孙先生写这段文字看得出来，孙先生固然是革命家、政治家，同时也极细心。孙先生写这段文字时是在法国，他来参观我的豆腐大豆工业化学机关，并且详细访问我，把跟我的谈话，写在随身携带的一本小册子上面，过了不知道多少年，孙先生在上海出版他的著作，还把他当时记录的他跟我谈话的一段给我看，问我有没有错误，如有错误希望我给他修正，这可见孙先生的虚心。
孙先生把我记成是巴斯德的学生是一个小错误。我在巴斯德学院研究不错，但我进巴斯德学院时，巴氏已死，巴斯德当然不能教我。孙先生听了我的解释后，修正过来，这虽然是小事，但看得出来一个伟大的人物是怎样的谦虚和细心。
吴稚晖先生也常向我提起，孙先生除了伟大的人格和事功以外，还有两件不被人注意的事情，可以看得出来孙先生的伟大。一件是喜欢看书买书，革命期间无论工作怎么繁忙，都要时时刻刻抽空用功看书，一点都不自大。还有一件是广东人喜欢说广东话，但，孙中山先生不是这样，孙先生跟一般人谈话时，如果在座有一个外省人，就不用广东话，而用普通话，只有在全部都是广东人时，才用广东话。
吴先生说的孙先生这两件事，说明孙先生谦虚细心的美德，都跟我说的相符，可见我们对孙先生的伟大的看法是相同的。
1912年，孙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住在临时大总统官邸。有一天，吴先生到了南京，孙先生就请吴先生与自己同住在一个房间里面。1927、1928年时，吴先生同我去参观当年的大总统府孙先生和吴先生一块儿住过的那个房间，吴先生指出孙先生曾住那一个地方，吴先生自己又住那一个地方，到了晚上，孙先生还特别注意吴先生睡的床底下有没有小便的器具。当时孙中山先生是大总统，而吴先生只是孙先生的一个朋友，孙先生却照顾得无微不至，细到连小便器具都没有疏忽。可见这位伟大人物的细心，和对朋友的诚恳的态度。
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临终前几天，住在协和医院，张静江先生特由南方到北京探病。孙先生看见张先生到来，却忘记自己的病了，反而热心地留张先生住在协和医院，还劝他说，难得到协和医院来，协和医院的设备很好，可以趁机去检查一下身体。以后，孙先生觉得自己背上发痒，就找人帮他到外面去买竹制的搔痒的器具，买的时候，他叫人多买一副给张先生。孙先生自己病得都快死了，还处处不忘记别人。孙先生很少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时候，一定不忘记想到别人，这是多么伟大的胸襟！
中山先生对待吴、张两先生和我都表示了他特别的态度，这关系不像党魁和党员间的关系。因为孙先生没有用党魁或总统那种身份来对待我们，完全以友人的亲切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这种亲切的友情比官样文章的形式主义的关系不知道加强了多少倍。
孙先生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十分仁慈。
辛亥革命成功后，有一次孙先生到北京去，参观近郊的名胜碧云寺。碧云寺里有一西藏式大石塔，塔顶有一棵松树，树根被摆了很多大石块压着，孙先生看见了就招呼碧云寺的和尚，告诉碧云寺的和尚说树根被石头压着会很痛苦，应该赶快搬开，那一棵树才会有盎然的生意。
可见孙先生的仁爱的心，不仅是对朋友，甚至对物也是一样。这真是“民胞物与”的精神、“仁民爱物”的精神。
所以，孙中山先生最喜欢“博爱”两个字。他一生不知道写了多少来送人。
最难能可贵的是孙中山先生的这种思想、感情，和由于这种思想、感情发出来的说话、行动都是自自然然的，没有一点做作。
政治往往是权力的争夺，里面是没有爱情的。
但是，孙中山先生从事政治活动，他的仁爱的情感是超过他对权力的欲望的，这点是值得写历史的人特别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