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孙中山》04.3 革命据点旧金山


为了发动华侨革命,孙中山环绕地球四圈,走遍天涯海角。

他在旧金山建立的美洲同盟会,把美洲大陆的广大华侨发动起来,使他们由沉睡到觉醒。

当年招待过这位伟人的小姑娘,通过所见所闻,生动真实地道出了当时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的片段。

孙先生到达旧金山

孙中山先生于1910年1月、2月间由美国东部到旧金山。当时,同盟会旧金山支部的负责人是李是男和黄伯耀。他们两人和我大哥温雄飞(本文作者、温雄飞的妹妹温微德系中国同盟会会员--编者注)都是同盟会旧金山支部的创始人。但在1910年,我大哥已经同盟会安排前往檀香山,负责同盟会檀香山支部的工作,所以孙先生来到旧金山,只由李是男和黄伯耀迎接。

李是男和黄伯耀对于孙先生到达后的住处,没有事先作特殊的安排,只在一个旅馆里预定下房间。孙中山先生一到就提出要求加强保密,迁出旅馆。李是男和黄伯耀经过商量,决定把孙先生的住所设在我家。为此,他们两人和我妈妈黄好商量。我妈妈在哥哥影响下,对同盟会忠心耿耿,马上答应。接着他们又找了我五姐温藉真与六姐温卓凡,她们也高兴地赞成,马上动手收拾房间。

最后,李是男和黄伯耀又来找我。我是全家最小,又是顽皮撒娇的女孩,所以,他们来做我的思想工作。李是男首先问我,孙中山先生是什么样子?当时我们全家都熟悉孙先生的照片,我就从相片簿里找出孙先生的照片。黄伯耀接着问我,见到孙先生认不认识?我一听,知道孙先生已经到了旧金山,拉着他们一定要去看孙先生。出乎意料之外,他们立即同意带我去见孙先生,但一再叮嘱见了孙先生,不准跳蹦、高声吵闹,还对我讲,因为清王朝在旧金山有领事,手下还有一批保皇党人,想要捉拿孙先生,所以见了也不能称呼孙先生,只可轻轻地叫先生。

在我表示照办以后,他们就带我乘电车去孙先生住所。记得那是一个十分阔气的旅馆,转上转下,忽然转人一个房间,孙先生正坐在桌边写字。我一见孙先生,就冲口而出:“先生,我是八仔。”(我在家中排行第八)李是男和黄伯耀随即向孙先生介绍,我是温雄飞最小的妹妹。孙先生把我拉到身边,问我家庭情况与住屋情况。

那时我只有10岁,但常和家中来客打交道,并不怕生,就详细地回答孙先生提出的问题。他问得十分仔细,家里有几个人,干什么事,住屋有几间,有几个门,如何出人都问到了。李是男和黄伯耀也不断插话作解释。现在回想起来,孙先生当时问得这样仔细,是从确定秘密住所的需要出发的。这次问话足足有两三个小时,到后来,我答不上来了,孙先生又向李是男、黄伯耀询问,我乘机溜到走廊里去看古董和油画,被黄伯耀追回来,我又去翻孙中山先生的书,看照片和插图,黄伯耀看我闹个不停,就把我送回家。

到家后,妈妈的房间已经搬空。原来妈妈和五姐住一间大的,我和六姐住一间小的,现在妈妈和我们三姐妹挤在小间里,把大间腾出给孙先生住。

孙先生住入我家

孙中山先生住人我家前,李是男一再嘱咐我们要保密,随便什么人来打听孙先生,都说没有,还在大门外装上电铃,规定自己人揪铃的暗号是一短一长二短,不合规定不开门,来人进门以后,还要经过口号和手号的检验,才能会见孙先生。按照当时同盟会规定,只有同盟会会员才能由支部主盟人传授这些口号、手号。我们三姐妹都没有加入同盟会,因此李是男要我们全家加入同盟会,但是孙先生即将住人,我们的人会仪式来不及举行,就决定以后再补,先教会口号与手号。

口号我已记不清了,是来人问一句,主人答一句,来人补一句。这三句都是普通的日常问好,不知道的人不会想到是暗号。都对了,说明是同盟会会员,很像军队的口令,不过军队口令天天换,而同盟会的暗号一直未换。我只学过,没用过,因为那时来看望孙先生的,实际上只有李是男、黄伯耀、李旺、黄芙苏等四人,我们都认识,不需要用暗号。手号就是握手时,双方都将拇指弯人手心,一握手,就知道对方是不是同盟会会员。这个手号当时十分流行,旧金山的同盟会会员都这样握手,人人皆知,实际上不成其为暗号了。

除了口号和手号,当时同盟会内部还有一种吃饭时用的暗号。这个暗号是李是男特别注重的,即在吃饭前,如果在座的有人不是同盟会会员,主人就用左手举起饭碗,右手夹着筷子,向每个人招呼“吃饭吃饭”,似乎是一般的礼节,其实左手所举饭碗虽是向在座的人逐个打招呼,而右手所夹的筷子,始终指向某一个人,所指的就不是同盟会会员。如果主盟人发现指得不对,可以同样来一次,把筷子指向另一个人,这就是纠正,另一个人才是外人,这个动作一做,讲话都要保密。

吃饭过程中,通知保密的还有一种暗号,即表面上是用匙舀汤,但是舀汤前先用汤匙在汤碗边上刮一圈或大半圈,尽量发出声音,使大家注意,然后舀一匙汤,故意在汤碗边上平拖一下,似乎是刮去余汤,防止下滴,其实匙尖所指,便是外人。所谓外人,原指非会员,后来凡是在座有不宜泄密的对象,都可用此暗号。

我们学完暗号,黄怕耀就陪孙先生来了。孙先生一见我就叫我八仔,拉着我的手去见妈妈,没完没了地谈起话来。这时黄伯耀叫我拿出大门钥匙,由他交给孙先生,孙先生亲自到门上试过收在身边。所以从头一天开始,孙先生就不必徽电铃叫门,随时可以自己开门进来。

孙先生并不是天天住在我家,多半是天亮出去,晚上回来,而且住几天、隔几天,有时甚至隔半个、一个月不来,也有时连续几天整天在家,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

孙先生在家,由我负责送水、送饭、开床、铺床。送水是送茶水和咖啡,洗脸洗澡不用送水,因为厕所间有烧水器,点着就可以烧热水。每次我送茶水进去,孙先生总是讲:“八仔,够了,我自己来。”我们家煮咖啡,本来很随便,咖啡壶里放一点水和咖啡在酒精炉上煮一下就算了。孙先生却很会煮咖啡,水放多少,咖啡放多少都有一定的比例,多了要发酸,少了没味道。开头我弄不好,后来学会了,烧得较好,孙先生只要喝我煮的咖啡。早晨和下午各送一次咖啡,同时送烤面包片、奶油奶酪,下午这一餐,毫无例外,孙先生总是边吃边看书,或者看文件、信件。

送饭的日子也很多。孙先生回家忽迟忽早,多半是我们已吃过了。于是单独为他开饭,由我送进去。遇到工作忙的日子,孙先生也单独在房间里吃。难得遇到孙先生有空,他就到客厅里和我们一起吃,吃完我们往往缠着他讲故事。孙先生讲的故事很简单,无非是革命党人怎样偷运军火等,并没有人名地名。孙先生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尽可以顽皮,我甚至坐到孙先生膝盖上,拉他的胡子。可惜这样的日子总共没有几次。

除了送水、送饭以外,开床(孙先生临睡前由我把盖单揭去,被子摊开)、铺床(孙先生起床后,由我把被子铺平,覆上盖单)这两件事,也是固定由我做的,姐姐们不插手。孙先生每晚多半要看书到深夜,床开好我就没事去睡了。

其他事情由我妈妈包下。原来我家洗衣、烧饭都是我妈妈干,孙先生来了,当然也是这样。但是李是男和黄伯耀提出,我大哥已去檀香山,家中没有男人,所以孙先生的衣服不能在我家晒出来,就由他们送华侨洗衣店去洗。同时,他们还规定,准备孙先生的饭菜,不准我家买大量罐头食品,因为我家穷苦,平时不买罐头,突然大量买起罐头来,会引起怀疑,只好由同盟会暗暗送来一些罐头作为应急菜。

我只干送水、送饭、开床、铺床四件事,占的时间不多,能照样读书、送货、做手工、做作业。那时我已进了同盟会旧金山支部举办的“金门两等学校”读书,是这个学校惟一的女学生。那时唐人街还有缠足的风俗,我二姐就缠过小脚。正是在同盟会帮助下,我才能突破旧习,进了学校。我能学些中文回国服务,也是辛亥革命前后的新风。

同盟会旧金山支部原有五个核心人员,我大哥和李是男、黄伯耀、李旺四人忙着办报,黄芸苏一人忙办学。金门两等学校的所谓“金门”是指旧金山海湾的峡口,“两等”是指小学生与青年人都教。当时黄芸苏是校长,另有几个教师。除了小学部,还有补习班教华侨青工识字。学校收费比私塾低得多,不像我姐姐们读私塾那么费钱,所以我能顺利读下去。

黄芸苏在国内考取过秀才,中文很好,后来离开家庭只身游美,办学谋生,并宣传革命。辛亥革命时,曾随孙先生返国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府电务组负责译电。

送信望风忙

我家原来住在唐人街的白鸽笼里,那是五层大楼,可是房间极小,一个门牌内就有百把户,一层就有几十家,厨房厕所都是一层合用,住户大都是粗工,其中青年人多是华侨各个堂口的打手、枪手,我家女孩多,有人扬言要抢亲。于是我妈妈下了决心,不但迁出白鸽笼,干脆迁出唐人街,租了企李街男青年会的房子。这里是大街,日夜行人不断,抢亲的人不敢来。为了租这较贵的房子,我们姐妹着实多做了不少手工,否则付不了房钱。

我家租的是一座两层楼的木板屋,楼下是男青年会的单身宿舍,租给学生、职员住,我家住楼上,但是有一座木梯从街上直接通楼上,不经过男青年会的单身宿舍,只通我家一户,因此,实际上是单门独户,便于孙先生进出,而且站在门口可以看清街上动态,也便于我们为孙先生警戒。

楼上原有一个内部木梯,可以通到楼下男青年会单身宿舍,我家迁入后,把通这个木梯的门锁死,内外堆些杂物。孙先生住来前,黄伯耀来看了多次,亲自拿了木匠工具,把门锁换好,铰链修好,搬开什物从为这条通道十分有用,万一有情况,一下去就是男青年会的单身宿舍,前后有门,都可出去,还有公用厨房、厕所、走廊、空间,足够迷惑来人。孙先生住来后,对这个后门也很注意,亲自察看了一番。

这些防范措施并不多余。孙先生在伦敦曾被清朝大使馆绑架,在新加坡化名李竹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才能入境。孙中山先生早就在檀香山从事革命活动,但在檀香山的住址仍要保密。在旧金山清王朝的领事还有相当势力,华侨也比檀香山多得多,堂口复杂,有按同乡建立的,有按同姓建立的,相互之间常常械斗,枪支可以公开买卖,各堂口都有自己的枪手、打手。清领事收买一些堂口的大佬和师爷,准备暗杀和绑架革命人士。

据李是男和黄伯耀谈,当时清王朝驻华盛顿公使馆直接雇有侦探,跟踪孙中山先生。所以,孙先生每到一处讲演完毕,马上要更衣换装,由同盟会布置掩护,才能离开。李是男当时属优西堂,黄伯耀属江夏堂,这两个堂口都派出枪手担任警卫,防止保皇党捣乱会场,捣毁报馆。

当时全美致公堂都拥护孙中山先生,旧金山洪门致公堂是华侨中最大的堂口,办有《大同日报》鼓吹革命。但是整个旧金山致公堂里,竟没有一个同盟会会员,这和檀香山同盟会会员加入致公堂的情况大不相同。连《大同日报》的记者也曾聘保皇党人欧渠甲充当,这和檀香山的《自由新报》直属同盟会檀岛支部,也大不相同。正因为同盟会旧金山支部和旧金山洪门致公堂之间没有统一的组织,所以清王朝的旧金山领事有空子可钻。当时李是男和黄伯耀手下,总共只有几十个同盟会会员,而且各有职业,多是书生,要保卫孙中山先生,顿感实力不足,幸好孙先生是秘密到达旧金山,开头未曾引起注意。

孙先生一到旧金山立即指示李是男、黄伯耀,实行大发展、大转变,公开举行大会,广泛征收会员,而且亲自带领同盟会会员一律加入致公堂。这一改变迅速扭转了局面,革命派勃兴,保皇派龟缩,为以后轰轰烈烈的筹款奠定了基础。为了筹备大会,孙先生每早到《美洲少年》编辑部,晚上由李是男、黄伯耀陪同回来。

根据李是男、黄伯耀规定,孙先生在家时,我们姐妹三个要轮流望风。这件事我做不大来,因为一向好玩爱动,安不下心,而且街上行人众多,到底要注意什么人,心中无数。但既然规定要望风,只得经常从窗口向外看有没有人冲上木梯,有没有人在门前停留不走。我妈妈对我们姐妹望风,很不放心,隔一会就要自己来看一次,一到夜深入静,就叫我们睡觉,由她望风到天亮,这样,白天的工作就要靠我们姐妹了。李是男、黄伯耀与我妈妈商量以后,规定了四条,叫我们姐妹记牢。第一是对绕来绕去、不高附近注视我家的人,要记牢他们的衣着和面貌;第二是注意门前新来的小贩,记牢所用和所卖的东西;第三是不准任何人进门,来人一定要进门,马上叫醒妈妈对付;第四是对冒充找人、看房、抄电表、查煤气的,故意拖延开门,等我妈妈出来处理。

那时,我和楼下的住户都熟识,李是男和黄伯耀专门叫我去探听男青年会宿舍有没有新房客住入,并要我对那些住户讲,有烂仔要来抢亲,有事请他们帮忙(在那时华侨社会中抢亲是平常事),好多住户马上拿出刀枪安慰我,叫我不要怕烂仔。那时,我二姐、三姐已出嫁,五姐、六姐算大姑娘了,不许可到下面男舍走动,我才10岁,又顽皮,又活跃,所以只叫我一人下楼去做工作、打招呼。我记得那些日子,李是男和黄伯耀都佩带手枪,还曾拿出来给我们看,我曾扳过空枪,结果连空枪也扳不动,大家哈哈大笑,大概是保险没有打开。

孙中山先生到达旧金山不久,中国同盟会旧金山支部就在各报公开登载启事,通告召开成立大会。这一下子,清王朝驻旧金山领事和保皇党的(世界日报)发了狂,华侨中多数堂口拥护革命,也有个别堂口准备捣乱,唐人街一片紧张气氛。这时《美洲少年》报办公室受到监视(设在唐人街外,只有一个房间),孙先生不能去了,他就全天住在我家,而在黄伯耀开设的寿材店里设立同盟会旧金山支部的秘密联络点,孙先生有事和他们商量,由我负责送信,有时一天数次。

这个寿材店也在唐人街外,由我家去那里,要穿过唐人街,横过三条马路,大约走半小时。当时李是男、黄伯耀规定,孙先生的信件,只由我一人送,不让别人来我家,还规定我每次送信,都从寿材店工场的大门进入,穿过后门到寿材店写字间。这些保密措施当然不够。保皇党一查《美洲少年》报编辑人员的住址,马上就会发现我家。事实上,报上的通告刊出不久,就发现保皇党公开出动,派人站在对街,监视我家。这时我的送信任务变得困难起来,必须从楼下男青年会单身宿舍穿出,或者利用凌晨与黄昏买菜、送货和上课、下课的机会进出。即使这样,保皇党也开始公开监视我、跟踪我。这样拖了一星期,同盟会支部和洪门致公堂准备就绪,就公开派出枪手,请孙中山先生在洪门致公堂居住。

随着革命浪潮日益高涨,保皇党迅速分化,走向崩溃,不敢公开捣乱。1910年和1911年,我带头卖花募捐,跑遍全市各个角落,保皇党不敢碰我。为此同盟会旧金山支部发给我一幅奖状。

同盟会旧金山支部成立大会开过以后,威胁解除,孙先生又到我家居住。后来他去南部、小埠等地演说,每次回到大埠,总是住在我们家。

同盟会支部召开成立大会那天,我们全家都去了。会场设在拉森儿ycetnn戏院。大会在李是男致开幕词后,请孙先生演说。他在演说中,分析了革命形势,指出清王朝必亡,号召广大华侨参加同盟会,从事宣传与筹炯。接着黄伯耀致闭幕词,解释了加盟手续,当场就有几百人签名加盟,我们全家也签了名。盟书是印好的,只要签一个名字就行,但签名后要向孙先生朗读盟书,举手宣誓,接着孙先生和每个加盟人握手。孙先生见到我,也跟我握手,并且拿出一个青天白日徽章,亲手替我别上。我一直珍藏着这个徽章,直到日本军国主义侵占南洋时,才被迫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