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术再高，也只能医治有限的病人，而不能挽救四万万受苦人，更难以拯救衰败沉沦的祖国。孙中山悟道此理，便由医人转为救国。
澳门行医处处受到掣肘、备受窝囊气的孙中山，于1893年春天，将他的事业转到了广州。
在挫折面前，孙中山并不灰心，更不气馁，他有的只是愤慨，有的只是不平，有的只是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做到底的决心。
当然，心静之余，孙中山也有一种深深的悲哀与惋惜。他给那么多人看过病，解除过他们的痛苦，可是当他遇到困难、遭受挫折时，却没有人敢站出来为他说一句话，更不要说为他伸张正义。孙中山知道他们都是些好人，一些善良的人，他们只能把不平与同情埋在心底，却不敢大声疾呼地表达和发泄出来。
孙中山不禁感到孤独，感到一种被抛弃的悲哀。由此，他便体会到，医术救人只能医体，不能治心，医术所济的范围、功效实在有限。在这困难的时候，他更怀念他的好朋友郑士良，他心想，要是澳门有像郑士良那样热心于救国、忠诚于事业的人该多好啊！
可是，这样的人在澳门一个也找不到。行医既已受挫，又找不到志同道合的知心朋友，对这样的地方，孙中山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孙中山到了广州之后，在西关基洗创办了东西药局。为了扩大影响和便于城内患者治病，又在双门底（即今北京路北段一带）的圣教书楼内设了一个医务分所。与此同时，他还在香山县石歧镇与人合资开设了东西药局支店。
谁也没有料到，受挫后的孙中山，在广州的事业比在澳门时更为发达了。
开业之后，上门求医的人很多。尤其是孙中山医术精湛、服务态度又好，自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病人。
孙中山治病时，对病人十分亲切，态度也很认真。对于病人的要求，他总是想方设法，尽可能给予满足。对那些生活贫困的病人则特别优待。见到这样的病人上门求诊，孙中山往往先冲上一杯牛奶，让病人喝了，歇口气，神气略定，然后才开始诊断。到最后，不仅免收诊金，而且赠送药品。病人接受了这般优良的服务泊是千恩万谢，感激不尽。
在广州行医，孙中山由于三天两头来回奔跑，一会儿到西关，一会儿去双门，一会儿又去石歧，实在是十分疲累。但孙中山并不因此懈怠，而是尽心尽意地对待每一个病人。一旦遇上什么特殊情况，他都及时地予以主动而热情的处理，尽到一个做医生的责任和义务。
一次，孙中山从广州赶往石歧。将到石歧时，他远远地听到一个女人凄惨的哭声。走近一看，在嚎陶大哭的女人的身边，直挺挺地躺着一个男人，一动也不动。孙中山连忙询问是怎么回事，一边对躺着的男人作了一番观察。
那女人痛不欲生地说：“我与我男人一早来地里干活，没想到他就突然这样死了。丢下我们孤儿寡母，叫我们今后可怎么活啊！”
孙中山经过一番仔细观察，忙和声细语地安慰那妇女，说：
“别伤心，你丈夫并没有死。我是个医生，他的病我大概可以治好。”
“真的？”那妇女止住哭声，既惊又疑地问道。
“是真的。你去村里喊几个人，把你丈夫抬到我的诊所去。要快一点。
那妇女答应一声，踉踉跄跄地向村里跑去。不一会喊来几个村邻，大家七手八脚把昏迷过去的男人抬到了镇上。
孙中山来不及喘口气，急忙拿起针筒，注上药液，给那男人打了一针。
不一会儿，那“死”去多时的男人开始有了动静。只见他颤动了一下，发出一声长长而微弱的叹息，然后慢慢睁开了眼睛，像做了一场梦似的，惊奇地望着房间，望着面前的孙中山和泪痕满面的妻子。
那妻子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看看自己的丈夫，那张熟悉的面孔上又有了血色，再摸摸丈夫的手，温热有力。这是真的，丈夫还好好的，他死里逃生了！
那妻子扑通一声，一下跪倒在孙中山面前，连声说：“谢谢救命恩人！医生的大恩大德，我们全家一辈子也忘不了。”
孙中山连忙扶起那妇女，心里也热乎乎的。
没多久，孙中山便以他的医术和医德征服了病人的心，他的名声随之在广州、香山一带传扬开来。于是，找他治病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两广总督衙门的官轿，也常常抬着他进入府中为他们的家人治病。
尽管孙中山对贫困者常常赠医送药，但由于找他治病的人相当多，开业一年下来，孙中山竟有1万多元的收入。想想当时李鸿章授予孙中山、江英华“钦命五品军牌”，月俸才不过50元，相比之下，这1万多元，该是多么可观的一笔收入。
可是，金钱并不能动摇孙中山从事“医国事业”的信念，他更不想把自己变成一台赚钱的机器。无论是在澳门，还是在广州，孙中山通过自己的行医实践，深刻地认识到“医国”比“医人”更为重要。因此，他并不满足做一个治疗人体疾病的良医，他更为关心的是国家民族的“痼疾”，他要“借医术为人世之媒”，亦即通过行医，与社会各阶层人士广泛接触，甚至与官绅经常往来，以了解社会的黑暗，了解社会上层的罪恶，从而寻找并开出“医国”的药方。
譬如两广总督李翰章，对于广东、广西的每个官职，都标出相应的价格，然后明目张胆地加以出卖，由此而大发横财。
翠亨村一个青年，并没有什么功劳，只是因为家中有钱和善于溜须拍马，短短几年里就提升到相当于西方军阶准将的职位。而令人惊讶不已的是，他的每次提升，总要捎带上他那个在远地一个鸦片窟里当厨子的兄弟。原来，每次战役之后，他都臆造一些勇敢的“事迹”，以他兄弟的名字报告上去，而上司也竟然信以为真，嘉奖不误。突然有一天，这个从来没有闻过火药味的厨子，竟从公报上读到自己的名字，并且已经在清廷的军队里，得到了一个相当于上校的军衔。
有一天，孙中山的诊所里来了一个病人。那病人从肩到肘，从臀部到膝盖，浑身上下，满是伤痕。孙中山看了之后很觉奇怪，就问道：
“你的这一身伤是怎么来的？关节又怎么会变硬的？”
那病人一连声地叹气，又不住地摇头，久久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才稳住悲愤而委屈难捺的心情，说：“我这是被县衙门打的，是脆铁链跪的。”
“县衙门为什么要打你？为什么要罚你跪铁链？”孙中山又追问。
病人于是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告诉了孙中山。
病人是个船夫。一天早晨，他正沿着河岸朝家中走去。突然，一队兵勇迎面而来，不由分说，抓住他便拉到新会县县衙里，并立刻被按倒在地，屁股上挨了整整两百大板。
打过之后，县官才拿着官腔问道：“你招是不招？”
船夫已被打得疼痛难忍、晕头转向，这一问，更使他如坠云里雾里，他看着县官，回复道：“你们为什么要抓我？要我招供什么？”
“你是海盗。为什么抓你，招供什么，难道你还不清楚。”县官似乎振振有词。
“我是海盗？真是笑话，你们可以去村子里打听打听，我不过是个规规矩矩的普通船夫，怎么就成了海盗！县老爷可不能冤枉我。”
船夫听说自己被认定为海盗，知道那是罪该处死的，吓出了一身冷汗，说话的口气倒也强硬起来。
可这回答不仅不能使县官相信，反而激怒了县官，给船夫招致了更大的苦头。县官顿时把脸一沉，厉声喝道：“大胆狂贼，竟敢狡辩！就让你尝尝跪铁链的滋味。”然后，一声吆喝：
“来呀，铁链侍候！”
几个打手拥上前来，将船夫的膝盖按倒在锐利的铁链上。
船夫整整跪了一夜，直到次日中午才被放开，两个膝盖跪得鲜血淋漓。
县官重新升堂，对船夫问道：“滋味不 巴！想清楚了没有，招还是不招？”
船夫十分坚强，使出全身的力气，高声回道：“我不是什么海盗，我没什么好招的！”
县官气急败坏，狠狠地下令道：“看来你还没尝够刑罚的滋味。来人，给他上竹杠。”
几个打手走上前，将船夫的双臂拉直，迫使他的双膝跪在地面上，然后将一根竹杠横搁在船夫的大腿上，两头各坐了一个打手。两个打手一起一伏，竹杠像跷跷板似的上下摆动。阵阵剧痛传遍了船夫的全身，他立刻昏死过去。
但是事情并没完。船夫被投进了监狱，等他身体稍有恢复，县官又给他施刑逼供，然后他又是昏死过去。如此三番五次，将船夫拷打、折磨得不成人样。
到最后，县官又不明不白地，突然将船夫释放了，什么解释也没有。
讲到这里，船夫愤愤地说道：“为什么放了我？还是看我太穷，任凭他们如何用刑，我是一个铜子没有。有的，就是这条命。”
船夫的经历，使孙中山深为震惊和愤慨，这样黑暗的社会，这样的贪官污吏，人们没有丝毫的人身自由和说话的权利，人们的生命财产没有丝毫的保障。他不禁想起了自己前不久亲眼见到的一幕。
那是在方耀提督建立的屠杀场里。十几个刚被抓来、准备第二天处死的“犯人”在大声地呼喊：“冤枉啊，冤枉！”
提督的师爷却无动于衷，厉声训斥他们：“乱叫什么！你们若是好人，就不会到这个地方来。”
人提督府出诊正好路过那儿的孙中山，见到栅栏里那些衣衫褴楼，面黄肌瘦的人，心里觉得非常难受。这样的人怎么会是犯人？又怎么够得上处以极刑？就问那师爷：“这些人在送来之前，可曾经公堂审问过？”
师爷根本不愿回答，但他知道孙中山是提督请来的医生，不便得罪，就有些不耐烦地回道：“这些犯人都是由地方士绅送来的，确实是人人皆知的歹徒，哪里用得着审？”
耳闻目睹的这一切，深深地刺痛了孙中山的心：黑暗社会如此茶毒生灵，他作为一个医生，又有何作为？他只能治好船夫身上的伤痛，却不能使船夫免于遭受那样的伤痛！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无辜的人被任意残杀，却不能挽救他们的生命！可是，更重要的工作，更值得做的工作，应该是后者啊！
孙中山决心要不遗余力地去从事那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