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八月，党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后，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潮流涌向全国。这两个运动掀起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为了帮助各级干部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纠正错误认识，毛泽东在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还要求学习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个《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除了斯大林这篇跟那本“教科书”以外，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他在十十月九日发出的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中，建议广大干部有时间可以读读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①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下旬的武昌会议期间，中央宣传部的内部刊物上登载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材料。毛泽东提议印成会议文件发给到会同志。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讲话中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要点，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要看，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遍。在十二月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郑州会议提出研究斯大林这本书，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有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3页。
②大家没有看，要拿出几个月时间，请各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比平素我们离开实际专门看书要好得多”，“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②《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的简称，由中宣部组织编选。
③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初期，毛泽东拟定会议内容的十九个问题，头一个问题”读书”，就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七月二日，他在会议开幕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五、六个月，或一年。还说：现在有些人是热锅上的蚂蚁，要让他们冷一下。去年有一年的实践，再读书更好。学习苏联经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比较好的办法。这本书缺点有，但比较完整。毛泽东的这番考虑是好的，可是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等同志开展的错误批判，扭转了会议的方向，冲击了读书的安排。
③毛泽东在1958年12月9日的讲话。
“反右倾”高潮过去后，一九五九年冬，党中央重新强调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这年十一月初，刘少奇到海南岛，和广东省委的负责同志组成了学习这本书的读书小组，还请了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和薛暮桥参加。
一九六０年一月，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再次号召领导干部要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且肯定了读书小组的办法。他说：我有一个建议，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现在一月差不多还有半个月，还有二月、三月、四月，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至于上半部（资本主义部分），也要定个期限。今年主要精力恐怕是读经济学。国庆节以前，把苏联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这么一个建议，如果可行，就这么作。
二月中旬，周恩来到广东从化与国务院部分部委和中南局的领导同志组成读书小组，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们用了三个星期，将社会主义部分通读了一遍。
在刘少奇读书之后和周恩来读书之前，毛泽东本人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到一九六０年二月九日，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参加读书小组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这个读书小组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地讨论，①过去人们以为毛泽东有个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其实毛泽东本人没有写读书笔记。只是在边读边议时，他发表了许多谈话，参加读书的同志将他的谈话整理成了笔记的形式。保存下来的谈话记录有两个本子：一个名为《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一个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前者将毛泽东的谈话按问题作了归纳，加了小标题。这个本子在周恩来读书小组内作过宣讲，流传较广。后者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章节顺序，按边读边议形式，记录了毛泽东的谈话。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发表的意见（以下有的简称“谈话”），反映了毛泽东本人和党中央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艰苦探索，其中既有大量重要的经验，也含有在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失误。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现在把毛泽东发表的一些重要意见介绍如下。
建国以后，党中央很注重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都对我国以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做过总结。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下有的简称“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继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其中主要有：①毛泽东当年的秘书林克，也参加了这一读书活动。根据林克日记所载，毛泽东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在杭州开始读这本书，时间安排在每天下午，进度是每天边读边议十页左右，少则五页，多则十九页，除星期天休息外，从未间断。到二月五日至九日，在广州读完了全书。
在旧中国，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占旧中国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左右，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八十）。到一九四九年底，我国基本上消灭了官僚资本主义经济。
怎样认识消灭官僚资本的性质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党中央在一九五六年就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指出，没收官僚资本，“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地位奠定了基础”。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括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主义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还指出：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
我们党的土改政策有一个变化过程。对于富农。在者解放区是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在新解放区土改时曾改为中立富农的政策，即要保存富农经济。但由于旧中国的富农经济不发达，其人数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五，耕地约占耕地总数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在《土地改革法》规定保护富农不受侵犯的同时，仍规定了对少数出租大量土地的富农，应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再加上土改刚结束就逐步发展了互助合作运动，这样，富农经济实际上受到了很大削弱。到一九五四年，富农户数在全国总农户中的比重下降到百分之二点一，在老解放区则不足百分之一。刘少奇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指出：“在土地改革中，富农出租的那一部分土地已被分配”，富农每人平均占有的土地比一般农民占有的土地只多一倍，”富农经济已大大地受了限制”。①基于富农经济的这一实际情况。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谈话时多次指出：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这是毛泽东对建国以后土改运动的新认识。
①《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53页。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关于改邀资本主义工商业。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转变过程。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都只一般地指出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的特点。在读“教科书”的谈话时，毛泽东对这些生产组织的特点作了进一步的概括。他说：我们过去说互助组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因为在互助组里面，只是共“工”，还没有共“产”；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过程，是从集体劳动到集体所有的过渡，即个体经济上的集体劳动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过渡。
对资产阶级采用定息办法实行赎买，是我们党创造的成功经验。怎样认识实行定息以后的企业的性质？一个时期内，在理论界有些不同看法。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作了分析。他认为，一方面，就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只剩下一条定息的尾巴而言，一般说来，这是只剩下一个形式、一个外壳，因为资方在企业里虽有一定职务，实际上没有决定权；另方面，就国家每年还用一亿二千万元的定息付给资本家，来赎买这个阶级而言，国家资本主义还有一点点实质，还不完全是一个形式。这样的认识避免了把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与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完全混同，有利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进一步改造。
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认为，不应当低估我国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经验，尽管我国是个资本主义不太发达的落后国家，但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经验的意义却不限于我国。他说：把我国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当成例外的、个别的、特殊的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普遍意义是不恰当的。西欧各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很高，少数的垄断资本家占了垄断地位；同时也还有大量的中小资本家。据说美国的资本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如果这些国家革命成功了，对中小资本家怎么办呢？难道统统没收吗？垄断资本家要没收，是没有疑问的。中小资本家是不是可以。是不是需要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他们呢？又说：拿我们有些省份的人口和土地来同欧洲有些国家相比，我们的东北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国家”；上海和苏南为中心的江苏省，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国家”。既然我们这些省份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那末世界上同我们这些省份类似的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实行这个政策呢？毛泽东提出这个观点，并非要宣扬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因为他一贯强调马列主义应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反对外国朋友照搬中国经验。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期间关于读书的建议信中指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读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①他本人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贯彻了这个精神。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后，怎样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们党没有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照搬苏联的办法。苏联经验，有许多是适用的，也有许多不符合中国国情。在“一五”后期，苏联经验的弊病已经暴露出来。从一九五五年底起，我们党的领导人就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当初对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表现得那样兴奋，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认为这一年“开辟了道路，许多过去不敢设想的事实现了”。②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回顾这段历史过程指出：这两年，我们做了个大试验。全国解放后的初期，还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照抄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五年底到一九五六年春，找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０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炔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但没有提其他的具体措施。到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才正式通过总路线，提出一系列两条腿走路方针。在这里，尽管毛泽东把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作为完全正确的探索成果加以肯定，而实践证明它在许多方面忽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经济规律。但是，这不妨碍我们认识党的领导人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作的巨大努力。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2页。
②毛泽东1958年11月6日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在“谈话”中，毛泽东继续对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进行思索，阐述了一些重要的观点。
这是在《论十大关系》中首先提出来的。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毛泽东又明确指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并认为这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重新强调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说：过去是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商业、交通业，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样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原则。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重工业是不会放松的。“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它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农、轻、重”问题。在“谈话”中，毛泽东针对“农、轻、重”提出后的一些糊涂观点，具体地阐述了这个方针。他说：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在安排计划的时候，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这样，毛泽东就比较全面他说明了这个方针。
一九五八年“共产风”刮起后，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左”倾观点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在要不要发展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起不起作用的问题上发生了疑问。为了纠正“左”的错误，毛泽东多次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重要。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还对斯大林讲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和价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内起作用而不在生产领域内起作用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在武昌会议期间，他看到中宣部内部刊物上介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重要修改的材料上说，新版教科书把商品范围扩大了，不单是生活资料，而且包括生产资料，他赞同这个修改。新版“教科书”还认为价值规律既在流通领域、也在生产领域内发生作用，毛泽东也赞同这一修改，并在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的一个批示中，提出了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著名观点。在这次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重申了上述观点，并从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上指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
对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有一个形成过程。早在一九四五年《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已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要“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建国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又曾多次提及现代化问题。一九五四年九月，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思想，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①这可以说是对四个现代化最早的表述，它主要体现对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在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一九五八年八大二次会议的决议中，改变了这个表述，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用“现代科学文化”代替“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体现了一个好的思想，即后者可以包括在“现代工业”之中，而新加的“现代科学文化”，用现在的语言来说，体现了现代化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又提出了现代化的国防问题。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的这个提法，第一次完整地表达了我们目前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思想。②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思想，后来在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上，都被确定为我们国家在本世纪的奋斗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它也是我们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宏伟任务。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32页。
②1963年1月，周恩来将“科学文化的现代化”的表述，改成了”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毛泽东倡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大试验”，虽然发生了严重失误，但是在领导全党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他却认真地思索和研究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以下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首次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分两个阶段的学说。列宁从俄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太发达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需要经历很长的历史时期这一观点出发，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经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样不同的阶段。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发表了与列宁相同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可能分为两个阶段。他说：“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社会主义分阶段的构想，目前已为理论界广泛承认。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过去几乎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继续发挥了这个思想，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一定义会提出来。他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同阶级社会的历史加以比较，认为阶级存在的社会不过几千年，而地球还会存在多少万年，因此，他甚至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
毛泽东还分析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变化情况。他说：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三个方面。就所有制而言，在发生变革后的一定时期内是不会变的，而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则总是不断改进的。“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关于按需分配的情况，他认为这是逐步实现的，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满足全社会的需要，“可能是主要的物资能充分供应了，首先对这些物资实行按需分配，然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推行到其他产品去”。这些论述是毛泽东对未来社会的一种设想。这种设想是否正确，可让历史去检验。但是这些想法同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一些构想一样，对于研究共产主义理论还是有价值的。
这也是共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新问题。毛泽东早在一九五六年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和《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就接触了这问题。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继续探讨了这个问题。首先，他明确指出，说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是革命，“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他认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因而也不能不是革命。其次，他根据共产主义社会还会有很多发展阶段的思想，继《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谈到这个问题之后，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变化也是社会革命。他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这里讲的“革命”的含义是明确的，与后来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两回事。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最早出版于一九五四年。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就是针对这本书的未定稿而发表的意见。因此，这本书的主要骨架根据斯大林的意见早定下来了。毛泽东对这本书很不满意，但并未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书中有许多观点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不管有多少问题，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
毛泽东认为这本书的最大缺点，就是缺少辩证法。他说：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他还具体分析了这本书缺少辩证法的表现，认为它不从分析矛盾出发，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是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不仅是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评，对于理论研究工作也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毛泽东作为哲学家，在读这本“教科书”时，既然从哲学角度加以评论，也谈及了不少哲学问题。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这个问题，在这里继续得到了发挥。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基于这一观点，他提出：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是鉴于苏联“教科书”的弊病提出的。这不仅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供了比较好的方法，也把对基本矛盾问题本身的认识深化了。
毛泽东在《实践论》等哲学著作中阐述过认识的过程问题。在读“教科书”的谈话中，他比较多地论及了这个问题。他倡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原本是为了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以为找到了这条道路。但是，随着“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缺点错误的暴露，他感到探索一条新的道路并非易事。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中的错误，使他对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有较深的感受。因此，在这里，他从谈建国以来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体会的角度，就认识过程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他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他还特别强调，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他随后写的《十年总结》和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论述，就是这些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这是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中的一个重要思想。虽然这个思想不是毛泽东最先从理论上提出来的①，但是他很早就把这个思想运用于革命实践。一九五八年初，他把“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有许多部分的质变”的思想，作为工作方法提出来。包含了他对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在这次读”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从量变与质变的对立统一关系方面，说明了这个思想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普遍性原理。他指出：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
①三十年代初，苏联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已提出了”过程内部或质量内部的飞跃”的思想。毛泽东在1936年11月到1937年4月读这本书的中译本第三版时，在这些处作了批注。指出：“不但过程而且阶段凡有质的变化就是飞跃”。“一切客观过程都如此”，“这一认识却要紧”。李达在1937年5月出版的《社会学大纲》中，论述了”部分的质的飞跃”的思想。毛泽东读李达这本书时。注意到了这些思想，在这些处划了杠杠、圈圈，但无批注文字。艾思奇在1939年编的《哲学选辑》的附录《研究提纲》中，明确地使用了“部分的质变”概念。毛保东当年读过这本书，但在这些处既没划道道，也无批注文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为了具体说明这个思想，毛泽东举了好多例子加以论证。在自然界方面，他举蚕为例，认为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的过程可看作四个阶段，它的变化从一个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都不只是量变，而且有质的变化，有部分质变。拿人本身来说，毛泽东认为人从生到死。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在死之前，既是量变的过程，也是部分质变的过程。这几个明显的生长阶段，就是部分质变。人死是最后的质变，这个质变就是通过以往的不断量变，通过量变中的逐步的部分质变完成的。毛泽东还举合作化为例，认为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完成的。毛泽东分析这些例子后指出：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在社会领域，还有个主观能动性问题。如果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会很快来到。
毛泽东对部分质变论的这些阐述，使这个在哲学界沉寂了二十多年的问题，自此以后获得了新生。六十年代以来，我国的哲学家们广泛地承认了这个思想，许多哲学教科书都以专节论述这个思想。这是毛泽东对这个理论的重大贡献。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党的工作指导方针的“左”的倾向在不断发展。在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０年初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的谈话自然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左”的观点。例如，政治方面的，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庐山会议是两个阶级的较量；“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具有客观必然性，等等。这些问题已有历史结论，不必赘述。在这里，着重指出以下关于经济关系方面的一些“左”倾观点。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说过我们国家一为“穷”，二为“白”，“穷就要革命”这样的话。这是就我们国家的国情而言的。“大跃进”以后，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被引向极端，变成了“越穷越革命”，“富了难革命”。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下旬的武昌会议上，有的领导同志以为农民会富得很快，当收入超过工人后，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就很困难，因而，主张人民公社“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情况。广大农民并不富，不存在农民收入会很炔超过工人的趋势。有的地区宣传二年、四年过渡是刮的浮夸风。从理论上说。趁穷之势过渡的观点实际是一种平均主义思想，仍然是否认差别，怕富了不革命，因而想让穷队、穷社去共富队、富社的产，尽管当时在大力纠正这种错误。毛泽东读“教科书”时，一方面提出要划清两种所有制的界限，另方面也肯定了这种观点。这也说明了那时对”左”的错误的纠正，不是在指导思想上的根本纠正。当时，外国评论认为“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毛泽东很欣赏这句话，说：“穷是动力”这句活，讲得很对。因为穷就要革命，就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后来讲的“富变修”，正是这种思想的发展。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国家变富、人民致富的历史进程受到了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批判了这种错误，才产生了我们党的富民政策。
对于价值规律的作用，毛泽东在读“教科书”时，一方面比斯大林作了更加明确的肯定；另方面仍不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并把它和计划需要加以割裂和对立。例如，他说：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当成无效劳动、上钢质量低、国家外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毛泽东的这段话是为批判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而发的，并把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的错误斗争从经济学的观点加以解释。它反映了当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大跃进”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已由历史作了结论。不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花了几十亿元，动员凡千万人上山大办钢铁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恶果，在随后的困难时期显露出来了。这一事实正好说明，经济工作不考虑价值规律的要求，不能不受历史的惩罚。多少年来，在这样错误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蒙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受到了影响。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根据列宁讲的物质利益原则，强调了社会主义阶段要重视物质鼓励即”物质刺激”的积极作用，虽然在有些论述上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从基本方面看，这里的论述是符合社会主义时期的客观要求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许多评论，既讲了一些正确的意见，如承认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贯彻物质利益原则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要注意防止贯彻物质利益原则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等等；但是，他的主导倾向却是在反对“物质刺激”，片面夸大精神鼓励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问题上：一是反对实行计件工资，认为什件工资增加新老工人之间、强弱劳力之间、轻重劳动之间的矛盾，助长工人为“五大件”而奋斗的心理，使人们不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关心个人的收入。二是基本否定物质奖励制度，认为“教科书”说的对劳动的物质刺激会使生产增加的观点，是“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还批评“教科书”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表现，等等。在实行计件工资制和物质奖励制的具体工作中，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倾向，只要加强思想教育和不断将这些方面的规章制度、政策措施完善化，再加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的干顶，一些令人忧虑的消极现象是不难克服的。但是，毛泽东的批评夸大了物质鼓励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运用不当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他对这两个问题所采取的基本否定态度表明，在他的思想里，实际上不认为物质利益原则是社会主义时期不可缺少的重要原则，不认为它对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会起积极作用。无论外国的或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都已证明，这种观点是违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的。
毛泽东在经济方面的其他“左”的观点，这里不一一论列了。
毛泽东的这些“左”倾观点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发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才对这些“左”倾观点有了比较正确的分析和认识。对于毛泽东的“左”倾观点给党的事来带来的后果和影响，今后还要继续克服和消除。但是，正如毛泽东本人说过的那样：不要把错误引为单纯是一种耻辱，要同时看作是一种财产。我们对待毛泽东的失误也应当取这种态度。从实践上说，正确地总结教训，有了前车之鉴，可以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从理论上说，这是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史、党的思想史、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对毛泽东的失误进行正确的理论分析，有助于提高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恩格斯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中学习。对于从这个历史时代走过来的人来说，这是不应当忘记的。
本文前面提到的关于毛泽东读“教科书”的”笔记”问题，一九六０年三月七日，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曾说：“送上胡绳同志在我们学习时作辅导用的笔记二本，请阅。这里头的话，都是主席在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讲的，现在用笔记形式写出，我们已告诉参加学习同志，只能在省、市委书记处和各部、委党组中学习使用，不下传。”信中讲的笔记材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误传为毛泽东本人写的“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