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传》再奔仕途


太元二十一年(396年)至隆安四年(399年)间,陶渊明的次子俟、三子份、四子佚先后出生。这一段政局依然动荡不已,396年孝武帝死,其子司马德宗继位,是为晋安帝。安帝年幼无知,司马道子以太傅摄政,引王国宝为心腹,使之参予朝政,从而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397年,南兖州刺史、北府兵首领王恭,以讨伐王国宝为名在京口起兵;荆州刺史殷仲堪起兵响应。司马道子被迫杀王国宝,请求王恭退兵。398年,王恭再次举兵,荆州刺史殷仲堪、雍州刺史杨延期、广州刺史桓玄起兵响应,沿江东下,会攻建康。北府兵前锋刘牢之倒戈反击王恭,王恭兵败身死,刘牢之伐王恭统率北府兵。桓玄、殷仲堪退至洵阳,共推桓玄为反晋联盟的盟主,桓玄自任为江州刺史。399年,桓玄火并殷仲堪、杨延期,占据长江上游,东晋政府被迫任命桓玄为都督荆、江、襄、雍、秦、梁、益、宁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司马道子昏醉多病,其子司马元显掌握中央实权。元显鉴于桓玄的威胁和北府兵的难以控制,想建立一支自己指挥的新军,于是强征兵役,导致孙恩起义。十月,义军攻下上虞,人数很快发展到数万。

就在桓玄兼任荆州刺史的这一年,三十六岁的陶渊明再度出仕,在江陵桓玄幕府任职。

千余年来,论陶家对陶渊明的仕玄评价争议甚多。从诗人崇尚儒家名节的角度说,桓玄这么一个利用王室与士族间矛盾,不断扩张自己势力的野心家,陶渊明对他应该是不以为然的。所以,历代论陶家多以为仕玄是陶渊明一生之斑点。颜延之《陶征士诔》中对此事以“初辞州府之命”一言带过,绕过要害,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则“力辩先生未尝参仕桓玄。”

南宋的叶梦指出:“盖浔阳上流用武之地,玄与裕所由交战出入往来者也,渊明知自足以全节而伤生,故迫之仕则仕,不以轻犯其锋;弃之归则归,不以终屈其已。”这种解释,应当说比较合理。历代易朝之际,但凡稍有名望的人,往往被新朝征用,以稳定人心,巩固新政权。而亦常有志节坚贞或迂腐不堪者坚决不肯合作,惹来杀身之祸。桓玄取东晋而代之的野心已久,陶渊明这样颇有才华的人他必然要想方设法收罗门下,而陶渊明没必要“犯其锋”,触怒这些说变脸就变脸的军阀。况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人人自危,仕于桓玄幕府,不失为一条苟且偷生之道,无可厚非。强求每一个人都为名节去死,实在是不通情理。人人有求生本能,只要不伤天害理,不祸及他人,危害国家民族利益,没有什么不光彩的。

至于陶渊明此番出仕,是否还有假群雄纷争之机有所图谋的念头,已不可考。假如有,也可以理解。当时时局混乱,陶渊明这么一个读书人,也辨不清形势,不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踏上这条道路。不论他后来文名多么显赫,在当时他不过是芸芸众生中微小的一个,常常是身不由己。看到这一点,就不会把他出仕的原因探究得那么复杂。人首先是为生存而生存,不是为功名利禄,更不是名节道义,如果先认定了他是一个伟人,强加今天的理想和立场于他,就不能正确理解他的一生。他自己经常承认他是因为家贫而出仕的,这种目的似乎太不高尚,太无可夸可羡之处,但这比大济苍生更来得真实。人的社会理想起源于个人理想,首先是为了自身,才推己及人,因为个人需要清明世道,所以才想为清明世道的实现而努力,因为自己需要救济,才想到要大济天下。这是个人心愿的一种变相表达与满足。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是因为自己亦乃一介寒士,才发出呼吁,他也是承大庇者之一。龚自珍“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也是由自己心愿出发,渴望有晋身之路,才希望天公不拘一格。如果认定人只有先天下之忧而忧之心才伟大,认定了兼济天下的无条件的高尚,一味高歌“人民性”而忽视个人的心愿,就会曲解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所思。陶渊明就是为了一饭一食而出仕又有什么可非议的呢?他后来的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小人,只是心气高傲,而且厌官已久,不必上升到气节坚贞的高度。况且,此番仕玄,他也许还是受尊重的,所以虽然多有不快、不适,还不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不论陶渊明仕玄的动因如何,他心情的不快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志向不是做一个小吏,文人的闲散性格也不适合于为杂务奔波,在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周旋。他这个时期的心境,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和《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这三首诗中得窥。

《规林二首》是陶渊明奉命出使京都,返途中经过江西,准备顺道省亲而被风所阻时写的。其一,以“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起句,既写出他归心似箭,想要早点见到慈母、亲友,“ 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的心情,也流露出他对仕宦生活的疲累和厌倦。“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 归路弯弯曲曲,太阳又早早西坠,“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途”, 一语双关, 写出作者对世道艰难、前途莫测的忧虑。“凯风负我心,戢戢守穷湖”,南风违背我的心愿,使我只好停船困守在这荒僻的湖上,言外之意,既是嗟叹生不逢时,在仕途无所作为,看不到前程,又是愁苦生计艰难, 寻不到一方清静乐土,进退两难。“高莽渺无界,夏木独森疏。谁言客舟远?近瞻百里馀。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越过繁生草木,家园已经在望,却不能够投入她的怀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即是到家也不能久留,还得怀持一线希望,去宦海浮沉挣扎。

《规林二首》之二,着重写行役之苦和对故乡的怀念。“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 因公务而在外跋涉,这份辛苦作者其实是早就感受到了,只是今日归舟为风所阻,才尤为强烈地体会出来。“ 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万水千山举步维艰,还有难以逆料的风波,经历了这么多的险阻,于是“久游恋所生”,想回到生我养我的母亲身边,却不知“如何淹在兹,” 耽留在这个陌生的地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田园美好,官场不值留恋,大好年华能有几多,不必这么忙忙碌碌,身心交疲,还是归还田园,过那种随心所欲的生活吧!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作于次年即陶渊明三十七岁那年,他赴假途中经过涂口,友人临流送别,因作诗抒怀,表明做官是违背自己心愿的,准备弃官归田,以洁身自好。“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园林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诗人回顾自己出仕前的生活,远离尘事,没有世俗的人情缠绕,诵读诗书,养性怡情,悠闲自得,可不知自己怎么抛弃了这一切,跑到西荆来做官。“叩点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青青川上平。怀役不遑寐,中霄尚孤征。”月亮升起时开船出发,对着前来送行的朋友,诗人慨叹自己公务缠身,顾不上睡觉,半夜里还要孤身远行。凉风萧萧,月光冷冷,辽阔的天空和平坦的大地使诗人更觉凄清。“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诗人认识到像宁戚那样以悲凉低沉的歌声向桓公自荐而被举为上卿,不是他所能和所愿做的,归田隐居,与家人并肩耕种才是他的心愿。“ 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荣。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弃官还乡,决不为高官厚禄所诱惑,在简陋的茅屋里修身养性,自己会觉得这就很不错了。

从以上三首诗看,当官已成了陶渊明的一种心理负担,一种精神折磨。

显然,俯仰由人的小吏生活,扭曲了心高气傲的诗人的灵魂,他决然要摒弃爵禄荣利的梦幻,回到安宁静谧的精神家园了。

这时节,农民起义军与官军连续作战,五月,义军攻下涞口,与官军激战于刑浦、山阴,官军大败,朝廷震惊。十一月,孙恩又大败官军于余姚,时局更加动荡。陶渊明情知仕途更加艰险,隐心日重。401年冬,生母孟氏去世,陶渊明回乡居丧,再度从仕途解脱出来。


分类:晋朝 书名:陶渊明传 作者:朱传誉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