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掌柜陈云》7.6 “分田到户”受到批评和冷遇(1)


看准了的事,不避风险也要说。陈云提出为渡过困难

需要“分田到户”,却受到了严厉批评和冷遇工业调整有办法了,农业调整也需要想办法。农业生产受“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是最大的,在那段困难的日子里,陈云给予农业问题以极大关注。粮食危机的救急办法只可应付一时,要走出困境,还是要想办法增加粮食产量。

前几年粮食减产,到底是什么原因?谁都不敢找“大跃进”的问题,就归因于自然灾害。陈云不同意这种说法。1961年刚重新工作,他就旗帜鲜明地表示:有人说去年因灾减产1200亿斤,我不信。李先念说是500亿斤,我计算顶多360亿斤。我跑了几个省,印象是北方几个省主要是因灾减产,而浙江、江苏、广东则不是,浙江农民就不承认有灾。搞平均主义,大大降低了农民的积极性。

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看法肯定会有人抵制。因此,陈云最初考虑较多的,是如何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问题。他认为,发展化工和水利事业,可以对农业增产起很大作用,其中发展化肥是农业增产最快、最重要的一条。年产100万吨化肥,只要10亿元投资,可增产粮食300万吨即60亿斤。同样增产这么多粮食,用开荒的办法,需要投资15亿元开3000万亩土地。

农业生产遭破坏,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公社化”运动严重脱离农业生产力实际,在生产关系上冒进,瞎指挥、浮夸风、一平二调、平均主义、高指标高征购、搞公共食堂等等胡作非为的错误,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不能不赶快解决。陈云一直认为,搞好粮食生产,首要的是解决政策问题。1961年5月,陈云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中央。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政策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其他的措施再多,农业生产也上不去。

为了掌握来自农村的第一手的材料,陈云带着一个调查组,在6月下旬到7月上旬,回到故乡上海青浦县,在小蒸公社住了15天,进行农村调查,亲眼看到了农村的情况,亲耳听到了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呼声。那时候基层为了应付上级,领导来了,就搞些布置,掩过饰非,只让领导看好的一面,隐瞒真实情况。陈云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曾经在这里搞过农民运动,工作组中有两个成员也参加那时的工作,农民知道他们,敢于讲话,使他们了解到了农村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

在这里,陈云听了公社党委两次汇报,召开了十次专题座谈会,这些座谈会,有几次主要是向农民做调查,有几次是和公社党委交换意见。他自己还去农民家中跑了若干次,观察他们养猪、种自留地、住房和吃饭等情况。

最后,陈云把这次调查发现的问题和几点建议整理出来,专门给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陈云在信中把这次了解到群众的几点意见概括为4点,一是粮食吃不饱;二是基层干部不顾实际、瞎吹高指标,参加劳动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干部在生产中瞎指挥,不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四是没有把集体生产组织好,农民积极性差,相反,对自留地、副业生产积极性高。随信附了这次青浦农村调查的3个专题调查报告:《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总结几年困难局势的时候,提出不能到处照搬缺点错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公式,有人说一些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陈云这次调查中了解到的问题,也突出反映出农业集体经营中出现的一些不适应(如干部特殊化、作物安排、生产组织),以及农民个体经营方面的一些优势(如养猪、自留地)。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陈云更进一步的思考:在这样困难的时期,能否想办法尽可能发挥一下农民个体经营的积极性,以发展生产、解决粮食问题呢?

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以后,陈云提出全党都要研究农业问题,他首先就带头研究思考这个问题。他到杭州、上海休养,还在经常考虑如何解救缺粮的农民,如何加快恢复粮食生产。他对当时安徽等一些地方的包产到户做法非常感兴趣。

1962年春夏之交,陈云在上海、杭州休养,又看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非常重视,认为与他在农村所见、所设想的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是一个路子。他指出,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

这时,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又送来他在湖南搞调查的报告,那里农民对这个办法也有强烈愿望,他们得出类似结论。陈云称赞这个报告“观点鲜明”。但毛泽东听了田家英的口头汇报后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毛泽东对此持否定态度,陈云打算就此问题向他直接陈述。他把这个打算给一些领导干部讲了,他们劝他再慎重考虑,不必急于提出。显然,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思想和一套政策,虽然同意调整,进行局部改变,但并未放弃,如提出“包产到户”等方案,预料他是难以接受的。

但陈云看准了的事情,态度也是非常坚决的。他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误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