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养生学》第二章第三节 汉唐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标志着封建制终于代替了奴隶制。汉、唐两代都曾出现过封建经济高度繁荣的景象,开辟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对医学及养生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一时期内,出现了不少著名医家和养生家,以及养生专论、专着。对养生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秦汉之际,特别是秦代“焚书坑儒”的高压政策被解除以后,道家、儒家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佛教的传入,也逐渐影响了我国意识形态及医学的发展。自隋代王通提出儒、佛、道“三教归一”的纲领后,三家之说便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推行于世,并且互相渗透、融合。其中,有关养生方面的内容,便被当时的医家、方士所继承,从而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中医养生学的内容。

一、养生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汉唐时期的养生学思想发展,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①对养生理论的阐述往往是融医、儒、道、佛诸家养生思想于一体,各取其长。②汉唐时期的养生家,往往也是著名的医学家。其具有丰富的医学理论及临床实践经验。因而,对养生方法的论述,多具体、实际而有效。③这一时期的养生专论、专著,在理论上有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既承袭了先秦的学术思想,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并作为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予以专门阐述。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兹将江唐时期有关养生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主要内容概括介绍如下。

(一)张仲景的养生思想

东汉医家张仲景,继承了先秦时期的医学理论,博采众长,著成《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其中,也从病因学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养生观点。

1、养慎 养慎即调护机体以顺应四时之变,仲景认为:“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病则无由入其腠理”(《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并治》)。明确指出,注意四时变化,外避虚邪贼风,是防病保健的一个重要方面。

2、调和五味 仲景特别强调饮食与养生的关系,“凡饮食滋味以养于身,食之有妨,反能为害,……若得宜则益体,害则成疾,以此致危”,因而“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并治》)。明确指出,饮食之冷热、五味之调和,以适宜为度,方可起到养生作用。反之,于身体有害。

3、提倡导引 仲景对导引吐纳也十分重视,他主张用动形方法防病治病,如《金匮要略》中云:“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

仲景的上述养生思想,具体体现了中医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原则。

(二)华佗的养生思想

华佗是与张仲景同时的医家,他继承了先秦《吕氏春秋》中的动则不衰之说,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了动形养生的道理,如《三国志华化传》中载其论云:“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

华佗对导引健身术十分重视,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为模仿虎、鹰、熊、狼、鸟五种动物动作的导引法,称之为”五禽戏”。方法简便,行之有效,大大促进了导引健身的发展。

(三)王充的先天禀赋说

东汉时期的王充,在养生方面,提出了禀气的厚薄决定寿命长短的观点,在他所著的《论衡》中强调指出:“若夫强弱夭寿,以百为数,不至百者,气自不足也。夫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寿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寿短”。

王充还认为,生育过多,往往影响下一代健康,他指出:“妇人疏字者子活,数乳者死。……字乳亟数,气薄不能成也”。所谓“疏字”是指生育较少,少生少育则禀受父母之精气强,故子女健壮而寿命亦长;反之,“数乳”者,则禀受父母之精气薄弱,故子女体衰而寿命短,因而提倡少生少育。王充的这一思想,将优生与长寿联系起来探讨,是很有见地的,大大丰富了养生学的内容。

(四)《神农本草经》重药补

成书于东汉时代的《神农本草经》,共载中药365种,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中,上品药物为补养之品,计120种,多具有补益强身、抗老防衰之功效,提倡以药物增强身体健康,如人参、黄芪、茯苓、地黄、杜仲、枸杞等,均为强身益寿之品。后世医家据此而创制了不少抗老防衰的方药。

(五)方士之术的利弊

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如秦始皇、汉武帝等都追求长生不老,想方设法寻求长生不老方药。因而,社会上方士盛行,炼丹术、服石法、神仙术以至房中术等,曾风行于世。鼓吹和信奉炼丹、服石可使人不老不死者,此不但无益,反而有害,误服者多中毒暴死。故自汉以后,许多医家都指出乱取丹石之害。但也应看到,当时统治者的谋求长生,客观上促进了方士对炼丹、服石、导引等养生方法的探索。

东汉时期的魏伯阳,即总结了前人经验,著成《周易参同契》三卷,阐述了炼丹的理论和气功的理论和方法。同时,亦如实地指出了金石对人的危害。书中有关气功的论述,至今仍有研究和参考价值。而其所述炼丹之术,在化学史上亦有重要贡献。

二、道家学说与道教养生术

西汉初期,统治阶级很重视清静无为的黄老哲学,即指托名黄帝,渊源于老子的新道家学派,这时的道家思想,已经将阴阳、儒、墨、法等各家思想批判地吸收进来。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论六一要旨”云:“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可以看出,这是承袭了先秦道家贵生、养神的思想。同时,也是对汉武帝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思想的有力批判。

汉武帝既崇尚儒术,又祟信神仙,然当时黄老之学声望甚高。于是,方士们逐渐将黄老之学与神仙术结合,形成为具有宗教色彩的黄老道。宣称他们的那套“养神保真”之法,可以长生不死,得道成仙。然而人不能永远活下去,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养生学应摒弃其荒谬的成仙思想,而取其养生之术。事实上历代道家养生名家几乎都是以其养生术而传世的。

道教所行养生之术很多,如外丹、内丹、服气、胎息、吐纳、服饵、辟谷、存思、导引、行蹻、动功等等,这是将古代所流行的养生之术,皆吸取进来,加以发挥。

由于道教注重养生,崇信神仙,故而将诸子之说,兵、农诸家之书及占星、阴阳、五行医经医方等数术方技诸家之书广为收集而为道教经籍。因而,道教经书之中,内容广泛而丰富,有关养生的书籍多收其内。

东晋医家葛洪,精研道教理论,在养生方面做出很大贡献。他从预防为主的思想出发,首先提出“养生以不伤为本”,认为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利于长寿。

葛洪对于导引、吐纳等养生术也十分重视。在他所著的《抱朴子释滞》中指出:“行气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首次提出了“胎息”功法,并详述其要领。

葛洪对炼丹之术也进行了研究,他在《仙药》中论及的植物的如灵芝、茯苓、地黄、麦冬、巨胜子、楮实子、黄精、槐实、菊花等,经现代研究分析证实,确有抗衰防老、益寿延年的作用。当然,他的金丹长生之论在养生方面并不足取,但在化学上却是一大贡献。

南朝的著名养生家陶弘景,精于医学,通晓佛、道,“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精研,便有养生之志”(《梁书·处士传》)。他辑录了“上自农黄以来,下及魏晋之际”的许多养生文献,而成《养性延命原》一书,为现存最早的一部养生学专著。全书共二卷分为:教诫、食诫、杂诫、服气疗病、导引按摩、御女损益等六篇。

书中论述的养生法则和方术甚多,概括起来,大致有:顾四时、调情志、节饮食、宜小劳、慎房事、行气吐纳等几个方面。

《养性延命录》收集了先秦及两汉时期的养生文献,也反映了陶弘景的养生学思想,这本养生专集对于推动养生学发展,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三、佛家养生思想的传入

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很难考定,但一般都以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入中国,明带始建白马寺为据。

随着佛教的传入,大量经论被翻译过来,当时传译的僧侣学者大都利用老、庄之学的概念来译解佛经,由文字“格义”到思想会通,经过长时间的消化和吸收,佛学理论在我国得到了很大发展。公元六世纪末至九世纪中叶的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极盛时期。

佛学的传入,对我国医药学的发展也有一定促进作用,仅据隋唐史书记载,传来的医书和方药书就有十余种。佛学本身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彻悟成佛”,然而没有健康的身体就不能进行修炼,所以佛学中也含有与佛教教义结合在一起的有关养生健身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汉唐时期的养生家们既取其养生作用之长,纳入中医养生思想之中。例如:

参禅 禅是禅那(dhyana)的简称,汉译为静虑,是静中思虑的意思,一般叫做禅定。此法是将心专注在一法境上,一心参究,故称参禅。在修习禅定的过程中,有调身、调气、息心静坐的方法,静坐气功,只是修禅的形式或基础,并非修禅目的,但初学静坐的人必须懂得这些调身调气的方法,使身心保持健康状态,以保证修禅的顺利进行。这种方法是有强健身体,却病延年作用的。养生家则将此融入吐纳导引健身功之内,成为以静坐为特点的健身功法。

又如达摩《易筋经》原为佛门养生健身功法。达摩又称菩提达摩,是中国佛教禅宗的创始者,相传《易筋经》是他译写的,故称《达摩易筋经》后传于世。成为中医养生学中的健身术之一。唐代《千金要方》中记载的天竺国按摩法,也是由当时印度传入的佛教徒常作的一种体操式的按摩法。

佛学认为人体也是由自然界构成物质的四大元素——地、水、火、风和合而成。地为骨肉,水为血液,火为人之体温、热量,风为呼吸。一般说来,“四大调和”,人方可使田,一大不和,生一百一病,四大不调,生四百四病。所以,佛家也强调身体的和谐统一,这一思想与中医理论近似。孙思邈将其收入《千金要方》之中。

佛学讲求调理人与自然、社会的“互存关系”,因而十分重视环境调养,植树造林,行医施药等公益事业。特别是植树造林,犹为突出。而寺院地址的选择,也是十分讲究的,多为环山傍水,山清水秀之处,环境清幽,景色宜人,既是佛教修行之处,又是养性怡人之环境,以宁静、空气清新、环境幽美为特点,为养生调摄增添了不少内容。

佛家有很多戒律,如五戒、十戒、普萨戒等。这些戒律多是对佛教信徒修行时的纪律约束,具体地说是对酒、色、食、财等诸方面欲念的节制和约束,以使人专心修禅,提高道德品质的修养。这种思想被吸收而融入养生学中,充实了养生学中“养神”、“固精、“节欲”等方面内容。

佛家的经典著作十分浩瀚,一部大藏经即有1076部5048卷之多,后世又续有增加。其中,有关养生的论述十分丰富。此外,隋代智(岂页)法师著的《六妙门》(即《小止观》)、《摩诃止观》(即《大止观》),以及阐述心理修养的《百法明门论》、《妙云集》等等,均是论述养生的佛教典籍。不仅对佛学发展产生很大影响,而且对于养生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值得进一步发掘、整理,以使其为社会、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四、道、儒、佛、医思想的汇通

汉唐时期,道、儒、佛思想盛行,三家之说影响着当时整个社会。并且互相渗透、融合。当时的道家思想——黄老哲学,已经融进了儒、墨、法、阴阳等诸家之说。而佛教的传入,也并非全部照搬,而多利用老、庄学说来译解佛经。实际上,被翻译过来的佛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融合了中国的哲理。这种融合、渗透,自然也影响到中国医学。这一时期的著名医家之所以在学术上有所创新、发展,也往往是受其影响。不少医家于道、儒、佛之说有精深的研究,他们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吸收、融合、汇通了道、儒、佛的理论观点,使之成为医学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充实、丰富和发展了养生学内容。在这一方面,只有代表性的医家,即是唐代的孙思邈。

孙思邈精通道,佛之学,广集医、道、儒、佛诸家养牛之说,给合自己多年丰富的实践经验,著成养生专论。不仅在《千金要方》中有大量养生论述,还著有《摄养枕中方》,内容丰富,功法众多,在我国养生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在养生学方面的贡献,大要有五:

第一,继承和发展了《黄帝内经》“治未病”的思想,以此为养生原则,提出了“养性”之说,在《千金要方养性序》中反复强调“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是以圣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于既逝之后”。

第二,奠定了我国食养学的基础。他说;“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孙氏认为饮食是养生防病的重要手段,他在《千金要方》中,列食养、食疗食物154种,分谷米、蔬菜、果实、鸟兽四类,多为日常食品,并论述其性味、功效,以供人们酌情选用。此外,他还提出了老人饮食的具体要求。孙思邈的食养、食疗学术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强调房中补益。在《千金要方·房中补益》中指出:“凡觉阳事辄盛,必谨而抑之,不可纵心竭意,以自贼也”,强调不可纵欲。为防止性生活不当而诱发某些疾病,在《千金要方养性禁忌》中指出:“男女热病未差,女子月血,新产者,皆不可合阴阳”。这些观点,都是很科学的性保健内容。

第四,重视妇幼保健。在《千金要方》一书中,他破历代医书之惯例,首例妇科三卷,次列儿科二卷,除疾病治疗外,对妇幼保健的论述甚详。算得上是世界上从社会角度强调妇幼保陆的第一人。

第五,融道、佛、儒、医于一体,收集、整理、推广养生功法。由于孙思邈用于道、佛之学,对其养生之理论及养生之术皆有精研,故在他的《千金要方》中,既有“道林养性”、“房中补益”、“食养”等道家养生之说,也有“天竺国按摩法”等佛家养生功法。不仅丰富了养生内容,也使得诸家传统养生法得以流传于世,是我国养生发展史上有价值的医学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