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第08章 离娄下(译文)


孟子说:“舜出生在诸冯,迁徙于负夏,最后在鸣条去世,(从地理位置上讲)舜是东方人。周文王出生于岐周,去世于毕郢,(从地理位置上讲)周文王是西方人。东方和西方,两者相距一千多里;舜和周文王,两者前后相差一千多年。但他们二人为王当政之时,在国中所行的法令制度,却像符节一样,能够一致。这说明,无论是以前的圣人,还是后来的圣人,他们治理国家的准则是一致的。”

郑国国卿子产当政之时,用他所乘的车辆帮助别人渡溱水和洧水。孟子评论这件事说:“子产有惠民之心,却不知道怎样当政。如果在一年的十一月修成步行的小桥,十二月修成行车的桥梁,老百姓还会有渡河之苦吗?君子只要治理好国家的政令,即使出门有执鞭者开道,那也是可以的,哪里能去帮别人一个一个地去渡河呢?所以,治理国家之人,如果去讨每个人的欢心,那么时间也不会够用了。”

孟子对齐宣王说:“如果国君将臣子当自己的手足一般看待,那么为臣子的自然将国君看做是自己的腹心;如果国君将臣子当狗马一般看待,那么为臣子的自然将国君看做一般人;如果国君将臣子当泥土草芥一般看待,那么为臣子的自然将国君看做敌寇仇人。”

齐宣王问:“按礼制,臣子应当为去世的国君服一定时期的丧服,国君怎样对待臣子,臣子才会为他服丧服呢?”

孟子回答说:“作为臣子,他的直言规劝能得到执行,他的建议能够被听从;恩泽加于百姓;臣子有其他原因要离开国境,国君就派人引导他出境,而且先派人到臣子要去的国家,说臣子的好话;臣子离开国家三年不返回,才没收其田地里居。这几件事如果能够做到,就叫做三有礼。臣子自然而然愿为国君服丧服。现如今,为臣子的,他的直言规劝不能得到执行,他的建议不能够被听从;恩泽不见加于百姓;臣子有其他原因要离开国境,国君就派人逮捕其族亲,而且还先派人到臣子要去的国家,说其坏话而使其受困;臣子离开国家之日,就立即没收其田地里居。这样的话,臣子便视国君如敌寇仇敌。对敌寇仇敌一样的国君,臣子哪里会为他服丧服呢?”

孟子说:“士人没有罪而被杀,大夫见了,必然另谋高就;老百姓没有罪而被杀,士人见了,必然另择其主。”

孟子说:“国君如果以仁为政,那么举国上下没有不以仁行事的;国君如果以义为政,那么国人没有不以义行事的。”

孟子说:“似礼而不是礼,似义而不是义,诸如此类,是当政者所不做的。”

孟子说:“道德品质良好的人,可以教育熏陶道德品质不好的人;有才能的人,可以教育熏陶没有才能的人。所以,人人都喜欢自己有贤能的父兄。如果道德品质良好的人,不去教育熏陶道德品质不好的;有才能的人,不去教育熏陶没有才能的人。那么,所谓好与不好,它们之间的距离也就相近得不能以寸来计算了。”

孟子说:“人只有不做不仁不义之事,然后才可以做仁义之事。”

孟子说:“人有不好之处,却去到处宣扬,当他面对后患时,该怎么办呢?”

孟子说:“孔子是不做过火事情的人。”

孟子说:“有德行的人,他所说的话不一定要句句守信,他所做的事不一定要件件得到贯彻执行,只要与义同在,依义而行就可以了。”

孟子说:“有德行的人,便是能保持其婴儿般天真纯朴的人。”

孟子说:“事亲致养不能看作什么大事,只有按礼给父母送终,才算得上是大事情。”

孟子说:“君子按照正确的方法而得到高深的造诣,就是要他自觉之中有所得。自觉之中有所得,就可以牢牢掌握它而不动摇;牢牢掌握它而不动摇,就能积蓄得很深;积蓄得很深,便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所以,君子要在自觉之中有所得。”

孟子说:“广学道义,且详细地解说它,只有在融会贯通之后,才能达到简略述说大义的地步。”

孟子说:“用善来使人心服,没有能够使人心服的;用善来教育熏陶人,然后才能使天下人心服。天下之人不心服却能统治天下的,那是没有过的事情。”

孟子说:“所说的话中无实际内容,就会遭受惩罚。这种惩罚,应当由妨碍贤者进用之人来承担。”

徐子说:“孔子屡次对水称道不已,见了水总说:‘水啊,水啊!’他从水中得到什么启示呢?”

孟子说:“有本源的泉水,滚滚而流,且不分白天与黑夜,注满沟坎之处,又继续向前流去,最后归于大海之中。有本源的事也像这样,孔子所得到的启示正是这一点。如果没有本源,那就如七八月间的雨水,虽然大雨时行,使得大小沟渠都可注满,但是,它的干涸也是很快的。所以,如果名誉超过了实际,君子就将它当作羞耻之事。”

孟子说:“人与禽兽的不同之处,只有那么一点儿,(在于知义与不知义之间)。一般百姓不要义,君子却保存义。舜懂得得一般事物的道理,了解人的常情,于是依仁义行事,而不是把仁义当作什么手段来用。”

孟子说:“大禹不喜欢美酒,却喜欢好的言论。商汤持中正之道,任用贤能之人不依照一定的常规。周文王对待老百姓,犹如他们受到伤害一样加以抚慰,却不侵扰他们,追求自己心中的理想却如同没有看到一样。周武王不狎侮朝廷中的近臣,不遗忘朝廷之外的四方远臣。周公旦想要兼学夏、商、周三代的君王,来实施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所行之事;如果有与当时形势下符合的,就抬头向天进行思考,白天想不好的,夜里就接着思考;如果侥幸想通了,便坐着等待天亮之后,去马上实施。”

孟子说:“圣王采诗的事情停止了,《诗》也就消失了。《诗》消失了,然后孔子便创作了《春秋》。晋国的史书叫做《乘》,楚国的史书叫做《杌》,鲁国的史书也叫做《春秋》,其实他们都是一样的:所记载的事情不超过齐桓公、晋文公之类,所用的笔法也不过是一般史书的笔法。(只有孔子所创作的《春秋》不然)正如孔子所说:‘《诗》三百中所赋予的微言大义,我在《春秋》中已借用过了。’”

孟子说:“君子的流风余韵五代以后就消失了,小人的流风余韵五代以后也消失了。我没有能够成为孔子的门徒,我是私下里从别人那里学得孔子的学问的。”

孟子说:“可以获取,也可以不获取,获取了就会损害廉洁;可以施给,也可以不施给,施给了就会损害恩惠;可以死,也可以不死,死了就会损害勇敢。”

逢蒙跟随羿学习射箭,完全学到了羿的射箭技巧之后,他思量天下超过自己射箭本领的人,只有羿了,便乘机杀死了羿。孟子评论此事说:“这也有羿的罪过。”

公孙仪说:“羿好像没有什么罪过。”

孟子说:“罪过不大罢了,怎能说没有罪过呢?郑国曾经派子濯孺子侵略卫国,卫国便派庾公之斯去追击他。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疾病发作了,不能拿弓,我要被杀死了!’说罢,问驾车的人:‘追击我的人是谁?’驾车的人回答说:‘是庾公之斯。’子濯孺子听罢,便说:‘我又可以活命了。’驾车的人问道:‘庾公之斯是卫国最善于射箭之人,你却说可以活命了,这话怎么讲呢?’子濯孺子说:‘庾公之斯的箭法是从尹公之他那里学来的,而尹公之他又跟从我学习射箭。尹公之他是个正派人,他所选择的学生也一定是正派人。’庾公之斯追上子濯孺子,问道:‘先生为什么不拿弓?’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疾病发作,不能拿弓。’庾公之斯说:‘学生跟从尹公之他学习射箭,尹公之他又跟从先生您学习射箭。我不忍心用先生您的射箭技巧反过来伤害您。虽然如此,今天的事情是国家的公事,我不敢有所废弃。’于是抽出箭来,向车轮敲了几下,取掉箭头,射了四箭之后便返回去了。”

孟子说:“即使像西施这样的美女,如果身上沾染了肮句脏,别人从她身边走过,也会捂着鼻子的。纵然一个面貌丑陋的人,如果她斋戒沐浴的话,那也是可以祭祀上帝的。”

孟子说:“天下的人讨论人性,只要弄清人性所以这样便行了。弄清人性所以这样,其基础在于顺其自然。我之所以厌恶聪明,因为聪明容易导致穿凿附会。如果聪明人像禹疏导水使之顺畅远行一样,就不必厌恶聪明了。禹疏导水使之顺畅运行,就是顺其自然,因势利导而已。如果聪明人也能顺其自然,那聪明也就不小了。天是那么的高,星辰是那么的遥远,如果能弄清它们所以这样,那么千年以后的夏至,就可以坐着推求出来了。”

公行子死了儿子,右师王前去吊唁。他一进门,便有人上前同他说话;(坐定之后),又有人走近他的席位同他说话。孟子没有同他说话,右师王便不高兴了,说:“各位君子都同我王说话,只有孟子一人不同我说话,这是对我王的怠慢。”

孟子听了,便说:“按照礼仪,在朝廷中,不跨越位次来互相交谈,不跨越阶石来互相作揖。我要按礼仪行事,子敖却以为我怠慢了他,不也很奇怪吗?”

孟子说:“君子与常人不同之处,在于居心不同。君子在心中居仁,在心中居礼。有仁心的人爱别人,有礼的人尊敬别人。爱别人的人,别人常常爱他;尊敬别人的人,别人常常尊敬他。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在这里,他对我强暴无理,那么君子一定会自我反省:我肯定不仁,肯定无礼,不然的话,那人怎么会以强暴无理的态度对待我呢?如果自我反省以后,自己确实仁,确实有礼,而那人强暴无理的态度却依旧不改,君子一定又会自我反省:我肯定不忠。如果自我反省以后,自己确实忠心耿耿,而那人强暴无理的态度却依旧不改,那么,君子一定会说:‘这个人不过是个狂人罢了。如果这样的话,那同禽兽有什么区别呢?对于禽兽又有什么可责难的呢?’所以,君子有终生的忧虑,却没有突然降临的祸患,像这样的忧虑是存在的:舜是人,我也是人。舜作为天下人的楷模,可以名传后代,我却仍然不免是个普通之人,这正是一件值得忧虑的事情。忧虑之后,又该怎么办呢?应该尽心尽力学舜的样子就是了。至于君子别的忧患也就自然不存在了。不做不仁之事,不做不合礼仪之事。即使碰到突然降临的祸患,君子也就不会感到痛苦了。”

禹、稷处于太平之世,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也没有回家,孔子认为他们是有道德有才能之人。颜回处于纷乱的时代,住在狭窄的巷子里,一筐饭,一瓢水,过着别的人不能忍受的艰苦生活,但颜子却自得其乐,孔子认为他是有道德有才能之人。孟子说:“禹、稷、颜回,这三个人处世的本质是一致的。禹认为天下被水淹没的人,好像是自己使他们遭水淹没的;稷认为天下受饥饿的人,好像是自己使他们遭受饥饿的,所以他们才会急迫地拯救百姓。禹、稷、颜子,这三个人如果交换一下各自的地位,那么颜子也会三过家门而不回家,禹、稷也会过自得其乐的艰苦生活。现在,如果有同屋的人互相斗殴,要去制止他们的话,即使来不及束起头发,来不及结住帽带,披着头发顶着帽去制止他们,那也是可以的。如果乡邻之间有斗殴的,也披着头发顶着帽子,急急忙忙去制止他们,那就太糊涂了,(面对这样的事情),即使关着门也是可以的。”

公都子说:“匡章,举国上下都说他不孝,先生您却和他交往,而且相当敬重他,我冒昧地问先生,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世俗之人一般所说的不孝,有五种情况:四肢懒惰,不关心养活父母,这是不孝之一;喜欢游戏下棋,爱好喝酒,不关心养活父母,这是不孝之二;贪财爱钱,偏爱妻子儿女,不关心养活父母,这是不孝之三;纵情于声色,使父母因此受到羞辱,这是不孝之四;喜爱逞勇斗狠,危及父母,这是不孝之五。章子在这五种不孝之中,占了哪一项呢?章子不过是父子之间以善相责,把关系弄僵了罢了。以善相责,这是朋友相处之道;父子之间如果以善相害,那是最伤害感情的事了。章子难道不想夫妻,母子团聚吗?就是因为得罪了父亲,才不能和他亲近,章子因此也把自己的妻子儿女赶得远远的,终身不让他们奉养自己。他心想,如果不这样做,那罪过就更大了,这就是章子的为人处世呀。”

曾子在武城居住时,越国的军队来犯。有人便对曾子说:“敌寇就要来了,为什么不离开去躲避一下呢?”曾子说:“好吧!但不要让别人寄居在我的家里,弄坏那些树木。”敌寇退走了,曾子又说:“修理好我的墙垣和房屋,我要回去居住。”敌寇退走之后,曾子回到武城。他身边的人说:“武城的人们对待先生您可谓忠诚恭敬,敌寇来了,先生您却早早地离去,给老百姓做了个坏样子;敌寇退了,先生您便回到武城,这恐怕不可以吧。”沈犹行说:“这不是你们能晓得的。从前先生住在我那里,有个负刍的人作乱,跟从先生的七十个人,却没有一个参与的。”

子思在卫国居住之时,齐国军队来犯。有人便对子思说:“敌寇来了,为什么不离开去躲避一下呢?”子思说:“如果我也离开了,国君和谁一起守城呢?”

孟子说:“曾子、子思两个人行事的本质是相一致的。曾子当时是老师,是前辈;子思当时是臣子,地位较低。如果把曾子、子思二人的地位交换一下,曾子也会留下,子思也会离开。”

储子说:“国王派人窥探先生您,先生果真有不同于常人之处吗?”

孟子说:“有什么不同于常人之处呢?尧舜也和常人一样啊。”

齐国有个大丈夫,他家里养着一妻一妾。那个大丈夫每次外出,都吃得酒足饭饱,方才归来。他的妻子就问与他一道吃饭的都是些什么人,他总是说都是一些有钱有势的人物。他的妻子就犯了疑心,对他的妾说:“我们的丈夫每次外出,都是酒足饭饱方才归来。我问与他一道吃喝的都是些什么人,他回答都是些有钱有势的人物,却不见有达官显贵到我们家里来,我准备偷偷地看看我们的丈夫到底去什么地方。”

第二天清早起来,妻子便尾随在丈夫的后面,走到这儿走到那儿。走遍了全城,竟没有一个人站住与她丈夫说话。最后,她丈夫来到了城东的坟地,走到祭扫坟墓的人那里,乞讨些残羹剩饭;不够之时,又东张西望地到别的祭扫者那里去乞讨。这就是她丈夫吃饱喝足的办法。

他妻子回到家里,将自己所见的情景告诉了他的妾,并说:“丈夫是我们仰望和终身依靠的人,现在他竟然是这样的。”说罢,妻妾二人便在庭院中一起咒骂她们的丈夫,接着又一同哭泣起来。她们的丈夫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还像往日一样得意洋洋地从外面回到家里,而且向他的妻妾摆自己的威风。

在君子看来,有的人使用的乞求升官发财的方法,而能不使他的妻妾以为羞耻且共同哭泣的,那简直太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