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前395年－前338年），中国战国时代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在秦国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法家后学将商鞅言行与史载汇编成《商君书》。西汉的司马迁著《史记》时，立商鞅的单独传记——《商君列传》；另外王蘧常撰写《秦史》时，将商鞅和其门客尸佼合立于《公孙鞅传》。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惠王认为公叔已经病入膏肓，语无伦次，于是皆不采纳。公叔转而告诉商鞅，并要他赶快离开魏国。商鞅明白魏王不采信老丞相用他之言也不会采信杀他之言，所以并没有立刻离开魏国。
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携带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景监三见孝公，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前359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后升大良造。
秦孝公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商鞅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开始推行革新时，为了取信于民，他派人在城中竖立一木，并告知：“谁人能将之搬到城门，便赏赐十金。”秦民无人敢信，后加至五十金，于是有人扛起木头搬到城门，果然获赏五十金，从此宣示与开展孝公变法，史称“徙木立信”。北宋王安石，在一首称赞商鞅的诗中以“一言为重百金轻”，来比喻言出必行的重要。
后来，太子犯法，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秦孝公十六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劓刑。变法日久，秦民大悦。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前340年，率秦军败魏国公子卬将军，魏割河西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魏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功封于商十五邑。
商君之法设连坐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资治通鉴》记载：“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秦国贵族多有怨言。
商鞅在秦国建立了延续百余年的国策——‘耕战’。商鞅告诉秦人，生活中只有最主要的两件事：耕田和打仗。商鞅认为，只有强大的农业才能支持不断扩大的战争。同时期的西方，亚历山大大帝有5万人的军队，罗马军团最为强盛的时候也不过几十万人，而秦国到了秦始皇时代，已经能够负担一百万人的庞大军队[1]。《史记》上说，正是耕战策略最终成就了秦国一统天下的抱负。
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应当“归十五都，灌园于鄙”、“不贪商于之富，不宠秦国之教”，“君之出也，后车载甲，多力而骈协者为骖乘，持矛而操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商鞅不听。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太子驷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显示了商鞅立法之效果。
后来商鞅回到商邑，集聚邑兵攻郑（今陕西华县），秦王发兵讨之，商鞅战败于渑池被斩于军阵之中。商鞅的尸体被运回咸阳被秦惠文王在彤处以“车裂之刑”，灭商鞅之族。
商鞅变法对秦的国势强盛，进而统一六国，建立一统天下的秦王朝，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商鞅代表了当时新型地主阶级的利益，他推行的变法遭到秦国老氏族的反对，最后被残害。
但是，历史上对于商鞅采用近乎“暴力”的手段进行快速改革，也颇多质疑。例如，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就曾指责商鞅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
商鞅认为人性本恶，必须承认人之恶性，治理国家要以治恶来作为国家政策之根本，如《商君书》提到的“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商君书·去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
同时，商鞅贬斥儒学，强调法制平等和惩戒规范，而轻视对人民的恩赐，因为其认为法外无恩，任何的奖赏惩罚必依据于法律，历来被主张“礼乐治国”、“纲常伦理”的儒家所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