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庄子》第16章 缮性

好多人在表演倒挂金钩

一、安恬守静出智慧

这样的人很不少吧,早在童年已被儒师灌了一脑袋的仁义礼乐,塞了一肚皮的富贵荣华。天性被扭曲了。正德被扳歪了。一副庸俗嘴脸,不好恭维他。现在据说醒悟,他要发愤求学以恢复天性,他要深刻反思以回归正德。问他:“求学学什么?”他答:“读儒圣的书。”问他:“反思怎样思?”他答:“听儒贤的话。”他哪知道,那些书愈读天性愈渺茫,那些话愈听正德愈遥远。糊涂虫是这类人的共名,我还能说什么。

古人修道,不在乎读不读,不在乎听不听,总在恬静。安恬守静自然能培养出智慧来。智慧培养出来,不拿到社会上去滥用,还须用于自我反省。这便是用智慧反哺恬静了。智慧与恬静循环不已的互相促进,以恢复天性的和谐,从而得道。古人修道,以自己的德行影响别人。别人得助,也许从此走上正路,但是这种影响是潜默的,非强加的。以自己的德行强加别人,只能扭曲别人的天性。

二、社会愈发展愈恶劣

太古时代,人类日子过得混混茫茫,共同分享恬淡。彼此甘于寂寞。那时天地间的阴阳二气,各自安静,互相谐和。鬼神都无为,不制造麻烦,一年四季循环有序,从不乱套,一切生命活够天年,从不短寿。人固然已掌握相应的知识,但是不去推广应用。这是最单一的至德之世,连酋长也没有。当时大家做任何事一律随顺自然,根本不必有为,所以无为而治都还谈不上呢。

后来才是远古时代,非单一的至德之世,上有酋长了,下有百姓了。大酋长燧人发明用火,大酋长伏牺发明畜牧,他们相继以无为治天下,由于物质生活有所改善,人类日子过得好了。虽然仍是至德之世,大家顺随自然,毕竟难返单一状态。这是德衰了的结果。

再后来德更衰,国王取代了大酋长,炎帝黄帝相继以有为治天下。这是有德之世,大家不再顺随自然,生活方式开始装模作样。所幸者尚安定,百姓得过且过。

再再后来,德衰到底,有德之世遂结束。尧帝舜帝带头以文明治天下,所以官阶增设,百姓划分等级,生活方式更加装模作样,而且五花八门。文明社会,狡诈取代淳厚,浮华取代朴实。只要能见效,哪怕背道。只要行得通,哪怕丧德。于是大家不顾天性,想怎样便怎样。人人怀着忮心,互相嫉妒。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官方用尽心智和能力,仍嫌不够。于是又在文明教化之外,颁布条文治罪,另添扑板打臀。条文坑害老实,扑板威慑心灵。百姓从此困惑迷乱,丧失了原始的天真。

这样看来,社会抛弃无为的大道,大道远离有为的社会,已经很久了。社会与大道互相离弃了,不想再合作,还去邀请道友振兴社会,还去呼吁社会宏扬大道,岂非空话也哉!有人认为关键就在圣人不肯出山。须知当今现状,大道绝无机会振兴社会,社会绝无兴趣宏扬大道。哪怕恭请隐居的圣人出山来,他的那一套圣德仍然吃不开,他就天天坐在十字街头,还是精神隐士一个。

这可恼的社会,你纵然不隐,也等于隐了。不是你要隐,是你被隐了。隐士,有现代的,有古代的。现代隐士愤世嫉俗,动辄不屑,显得不群,较情绪化。古代隐士不是藏身不肯亮相,不是闭嘴不愿议政,不是怀才不想报国,只是机会不到罢了。机会一到,他的主义大行天下,实现了无为的理想国,他自己便同天下人一起回归单一状态,再也不留个人功名,使天下人都忘记他。机会不到,他的主义走投无路,这是道穷,他便转入地下,树根似的深深隐藏,心安理得,静待春回大地。可见无论顺境逆境他都不显不赫,不象一些现代隐士,机会一到,红得发紫。这是他养生保命的方法。

三、知识三不,道德二不

修身原则,也有现代的,也有古代的。现代修身,以有为为原则。古代修身,以无为为原则。古人修身,如何对待知识,有三不焉。

一不粉饰知识。真知识本来是朴素的,如实传授便是。不可花言巧语,逞辩嘴而吹之。

二不误用知识,知识对人未必有益。给世界添麻烦的知识,给未来贻灾祸的知识,皆不可用。

三不迷恋知识。求知识而亏健康,爱知识而成书呆,放弃了作为人应享有的正得,有损正德。

这三不归结为站稳自己超然不群的立场,恢复人的天性,让知识引我们顺从自然,实现无为。除了无为,还有什么可为的呢?没有了。

修身还包括行道与识德。行道既然以实现无为为目标,道就必须大行天下。所以,行道不能小行一乡,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还冒充成绩。识德既然以恢复天性为目标,德就必须大处着眼。所以,识德不能小处窥察,得些琐琐碎碎的见识,还当作德行。琐碎见识有害于德。修补工作有损于道。

这二不仍然归结为站稳自己端正的立场,不去俯身迁就小行小识,如此而已。

四、倒挂的人得志了

通过修身,实现自我。自我实现了,人便得志了,这就是说,你心头盼望的全都有了。人心头盼望的彼此不同,这就是人各有志了。

古人质朴,所谓得志,绝非指的坐小车啦戴官帽啦等等。只要自己心头满意,程序高到十分,没法再添半分快乐,在古人看来,便是得志了。

现代士人很难满意,不过只要有小车坐,有官帽戴,在他们看来便是得志了。当然,情形并不全是这样。现代有极个别恬淡之士,古风犹存,认为小车和官帽与天性无关,与正德无关,有也可,无也可。在他看来,一切身外之物,包括车帽,如果来了,也是过路投宿之客。客来投宿,店主设法谢绝,客走,没法挽留。所以,戴着高品帽,坐着豪华车,驰过洛阳双阙下,也不见他自我感觉有多良好。一旦垮台,贫了贱了,布衣草鞋,寒伧一似在下庄周,他也不向世俗低头。昔年的车帽,今朝的衣鞋,在他心头,有相同的满意程度。固然不见得欢喜,但也不至于忧愁。从前是怎样,现在也是怎样罢了。可惜这类恬淡之士太少。

绝大多数现代士人,一旦爬上显士阶层,便视富贵荣华如体内的心肝脾肺,有了便得志了。得志便乐不可支了。你提刀要给他一一割去拿走,他是如何痛苦,那副要死不得活的样子,可想而知。据我猜测,当初得志,他那乐不可支很可能羼了假,未必十分快乐。志能得,也能失。患得患失,所以当官兢兢业业,早晨乾乾,夜晚惕惕。他那快乐的笑脸掩盖着恐慌的内心,何尝真快乐呢。

年轻时在洛阳看杂技,高竿顶上倒挂金钩,好有趣!瞧那演员,脚蹬天,脸朝地,挂在半空,回旋如意。上下颠倒,堪称国技。后来投身社会,懂得一些道理,才发现这玩意儿根本不稀奇。那么多的士人,你瞧,在玩倒挂金钩的人生游戏。他们颠倒了物我的关系:捞到了车帽,淹没了自己;丢失了天性,学得了仁义;洗褪了正德,染透了庸俗;换来了恐慌,付出了闲逸。就那样鸡鸭似的倒提,不能下地,直到死去!